深圳，你还有理想主义的激情吗？
 ——2008.11.14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上的发言

● 徐景安  

     我国30年的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完成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即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这次伟大转折中，深圳起了排头兵的作用。当时的深圳人，尤其是领导者充满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正是在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鼓舞下不畏阻力、敢想敢闯，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的深圳功成名就，人均GDP一万美元，年财政收入600亿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还需要改革吗？“改革是深圳的灵魂”，这样的口号也曾出现过，但很快在深圳的时空中消失，改革已远离深圳而去。深圳没有了当年改革的热情…… 
    汪洋书记来广东发起“解放思想”，给深圳出了一个题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力图重燃改革的圣火。可是又怎么样呢？深圳做了一篇应题作文以后，平静如水、依然故我。只是可恶的龙岗大火打破了平静。深圳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不要出事，没有了改革的动力…… 
    深圳为什么要改革，深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深圳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在新一轮改革中深圳担当什么角色？没有了理想主义的追求，讨论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深圳，需要唤起当年改革的热情。 
    
    中国能够迈得过这个坎吗？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预示着新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然而，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次新转折，依然是热衷招商、追求GDP。
    要认识和实行新转折，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今天中国面临形势的严峻和深圳存在的严重问题，都需要推进新的改革。邓小平当年说，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句话依然有效！ 
    现在最时髦的话是：要转变发展模式，从主要依赖出口型转向扩大内需型，从粗放的制造型转向集约的创新型。然而为什么内需起不来，为什么没有创新能力，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应采取什么对策？谁在研究？ 
    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将是对中国改革的生死考验。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西方文明的危机。以往的经济危机是需求萎缩，产能过剩，靠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来摆脱危机。这次危机是由高透支、高负债造成的需求过度、需求膨胀带来的。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人消耗了世界30%的资源，这种文明能持续吗？靠世界借钱给美国、靠透支子孙来维持高消费，这种消费能长久吗？美国的这种反文明的高消费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我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建立在美国过度消费的基础上。我们拼体力、拼资源、拼环境换来的外汇又去买美国的国债，支持他们继续高消费。这种反文明的增长模式，今天终于断裂了。我们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对过度消费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将失去房子、车子。经济衰退也将使他们失去工作。不过，美国还不至于发生暴乱。他们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可以获得救济。他们迁怒于政府，可以换领导人，赶走共和党，选民主党。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问题虽没有美国严重，但会演变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30年改革取得的成就无容置疑，但是两极分化、贫富差别、分配不公问题非常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政治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民众的利益诉求没有正常的渠道。网上调查，满意改革的仅占 30%，不满改革的占了绝大多数。资金流动性很差的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资金流动性过剰带来的通货膨胀，这个气能顺吗？美国经济危机将带来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这将造成中国大批企业的倒闭。大量人员失业，生计陷入困境，白领按揭买房就要断供。本来就气不打一处来，就会因一件什么事而酿成动乱。现在这种事，正在各地发生。中国能够迈得过这个坎吗？ 
    
    深圳面临三大关系的恶化
    
    危机往往也是机遇，能带来新的转折，这也就是浴火重生、凤凰湼盘。但需要智慧与魄力。当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不是还在“莺歌燕舞”吗？正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完成了中国的伟大转折。深圳不负重托，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理念创新，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股票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等，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深圳在探索改革中与现成的法律、制度、观念发生了巨大冲突，但有改革理想的鼓舞，也有现实的压力，逼着往前走。当年之所以敢冒违宪的风险，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开发拿不出钱。不改，没有活路。 
    30年改革，政府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央财政5万亿的收入，深圳财政600亿的收入。政府的日子好过了，这是改革缺乏动力的重要原因。今天的深圳，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在改革层面上，不仅不在全国的前列，而且远远落在后面。仅举一例：上海闵行区实行财务预算公开，不仅把人员的工资奖金、办公经费、项目投入、民生支出公开，连开一个会，摆花多少钱、茶水费多少都公布于众。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深圳能不能学一学呢？ 
    深圳与全国一样，面临三大关系的恶化：
     第一、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突出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全国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深圳也不例外。空气、水质污染严重，土地、水资源紧缺。第二、人与人关系恶化，突出表现在贫富拉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第三、人与自我关系恶化，突出表现在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全国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精神病患者己超过18万人。这种状况符合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吗？按照老路子走下去，这种状况能改变吗？
    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期待着新一轮的改革。对深圳的领导人来说，更是肩负改革的重任。能领导1200万人口的深圳，能领导曾是中国改革的功勋城市，能领导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真是人生的幸事。在新一轮改革中再当排头兵，为我国探索一条新路，这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也是建功立业的机会，难道不值得为此而奋斗吗？ 
    
    唤起改革的理想主义
    
    30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只是少部分人满意，大部分人不满意。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样，改革就有了纲，有了灵魂，有了目标，就能确定改革的重点、措施、步骤、方法、程序，改革也就有了动力。深圳能提出这样的改革目标，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就能在新一轮的改革中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怎么改？就向市民发问卷调查，对哪些满意、哪些不满意？这个举动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我们讲了许多好话，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权为民所用，但人民没有机会、没有渠道来表达感受。真正重视、敢于面对民众的实际感受，这是克服危机、实行转折的关键一步。 
    了解了民众的感受，就分析排队，从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公平分配，健全保障，强化法治，推进民主，治理腐败，保护环境……将成为改革的重点，一步步推出。 
    只要确立以民众的幸福与满意作为改革目标，改革就有了无穷尽的动力！共产党不以民众的幸福与满意为目标，还能有其它什么目标呢？其实，“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权为民所用”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都是让民众幸福、滿意。但全部问题在于，其评价主体不是民众，民众说了不算。让民众幸福、满意成为改革目标，就由民众来评价、听取民众的意见，这就要确定考量的指标、落实的机制、保障的制度。这也就找到了思想变行动、口号变制度的实现途径。 
    让民众幸福、滿意，就要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领域的全面改革，不仅要抓物质文明，还要抓精神文明。中国人口多、资源少，中国人永远达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中国不能以西方式现代化为目标，但可以做到：经济殷实、分配公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良好、精神愉悦。中国人就会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为世界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也将是人类的新文明。
    深圳的改革，不仅具有全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当中国的排头兵，而且当一下世界的排头兵。树立了这样的理想主义，我们就会充满改革的激情，有什么阻力不可以冲破，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与这个伟大事业相比，还有其它更能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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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城市里的“小王国”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3日文章】 作者尼古拉·奥拉索夫
　　
　　刚刚在库珀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开展的《“土楼”：中国廉租住宅》展览，也许无法驱散中国城市在西方人心目中留下的到处是毫无人气的塔楼的可怕印像。这种灵气十足的建筑工程在中国还是特例，并非常见。
　　然而,这次展览进一步证明,就建筑师的实验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肥沃的土地。这种创新的迸发遍布各处， 从宏伟的奥运场馆、光鲜亮丽的办公大楼延伸到了廉租住宅，这一点肯定会让饱经世故的美国观众嫉妒不已，因为在美国，公共住宅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一代人严肃反思的话题。
　　这个建筑项目由日见重要的都市实践设计事务所设计，它是把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土楼住宅原型,根据全球资本主义城市的冷酷现实加以改变之后形成的建筑设计。这个例子提示我们，这种粗犷的建筑也可以用来实现美好的理想，承认那些经常被忽略的人群的尊严。
　　中国传统土楼也称作“小王国”，这种福建农村的建筑能够保护居住在当中的村民不受盗匪劫掠。土楼中心是一个大庭院，外边是一圈厚土墙，进出只有一扇厚厚的大门。
　　都市实践的设计过程开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如何将这个旧的建筑类型应用到中国城市化的尺度和进程夸张的新现实中。50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农村，如今这个国家有150多个城市(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而美国只有9个。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只有可能加快。
　　随着急需工作的移民涌入深圳和广州这些繁荣起来的城市，令人头痛的住房危机也开始浮现。由于政府10年前停止了大规模公共住宅的修建，大部分人都住进了密密麻麻的塔楼构成的脏乱社区。这些住宅都是由地方开发商修建的，基本上没有监管可言。通常说来，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人就住在一旁的光鲜的摩天大厦里，但他们似乎对自己周围的贫困现象熟视无睹。
　　都市实践的外观像个大鼓一样的“土楼”被植入这片毫无生气的高楼世界里，体现的是一种象征性存在。这些“土楼”似乎是抵御当代盗匪的堡垒：如今的投机商经常把穷人赶出城市居住区，以便给新的开发项目让路。
　　新近在中国南方广州完成的第一个土楼样板使用混凝土花格板做外壳，让人对里面多姿多彩的生活浮想联翩。设计用一系列小商铺围合着建筑的底层，着力创造一个内外相互渗透的空间关系。建筑师在圆形壳体上切出一块空间，将餐厅和几层住宅折转延伸到内部，从视觉上把人流引入内部。另外大入口导引进入小内院和小旅店。
　　公寓本身使人想起柯布西埃的“极少”建筑的观念，他为修道院修士的住所订制的紧缩的超高效的空间。土楼内的较小单元比一个宿舍房间大不了多少。较大的单元，设计对象为几个移民合住或小型家庭，则拥有小型客厅，厕所巧妙地藏在厨房的后面。两扇L形门通向卧室，聪明地省掉了隔墙所占的面积。小巧的阳台局部以漂亮的木格扇遮掩，可以用来晾衣服。
　　一种被遗忘很久的公共精神在环绕的阳台里被重新拾起，高层之间用廊桥连接的空中花园更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和早期政府开发的公房一样，这些公共区域吸引人们走出自家的小屋，形成邻里之间的互动。
　　在历史与当代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平衡在Urbanus都市实践很典型。几个月前我曾访问了他们2006年设计的大芬美术馆。大芬是深圳的一个社区，以其在狭窄的小街里聚集了大批的艺术家摹仿复制从现代中国到西方古典的名画著称。
　　都市实践设计的美术馆正像一座低矮的城堡嵌入社区的一个陡坡上，其后耸立的是座座新建的高层住宅。一条宽阔的水泥坡道横过美术馆的正立面引向主入口。进入展馆后各个展厅沿着旋转而上的坡道和踏步分布，最终通向艺术家工作室和屋顶花园。从这里几座步行桥将人引回街区网路中。楼梯和坡道呼应周边街区路网，把美术馆与周边的艺术家聚居区及被高墙围住的大厦连接起来，城市似直接贯穿了美术馆。艺术与公共生活的结合，这正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的象征。
　　距大芬美术馆半个小时车程的深圳市区里，另一个由都市实践设计的公共艺术广场邻近挤满外来劳工的城中村，广场被构思成一组折叠的台地，地表断裂开来似乎在让城市穿过。步行道轻微的变形对应着附近街巷的格局，广场的斜坡产生一个非常规的露天剧场。斜坡一端下折形成一个小型展览馆的屋顶。
　　Urbanus都市实践对于历史延续性的敏锐把这个公司和一长串的名字连在一起，从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到阿瓦若·西扎Alvaro Siza，到埃德拉德·苏托·德穆拉Eduardo Souto de Moura。如同西扎的建筑，强调的是运动，通过建构空间主体的流动把人流组织起来，而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建筑形式。
　　这种设计理念可以反映公司创建者刘晓都、孟岩和王辉与众不同的视角和观念。三人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代，一个社会和人们理智动荡且相当残酷的年代，后到美国留学，接触了西方的民主和喧嚣的物质生活。而后再返回急速发展，核心价值观正发生根本性动摇的中国创立了一个进步革新型的事务所。
　　经历的宽广无疑使他们能从多元的角度看世界，这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讲犹如无价之宝，建筑师最为艰巨的任务便是权衡与协调看似无法调和的价值。一种对于城市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稀有的敏锐感浸透在他们的作品中。建立在这坚实的基础之上，他们的建筑只会走向更加的深刻与成熟。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3日刊登在C1版面】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October 13, 2008, on page C1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October 13,2008

In Modern China, 'Little Kingdoms' for the People

By NICOLAI OURORSSOFF

"Tulou: Affordable Housing for China," which just opened at the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 may not dispel the Western image of Chinese cities as nightmarish visions of dehumanizing towers. Architectural projects as divine as this one are still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Nonetheless the exhibition offers further evidence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 most fertile territory on the globe for experimentation by architects. That this burst of innovation extends to affordable housing as well as to monumental Olympic stadiums and gleaming office towers must be particularly envy making for socially attuned aud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public housing hasn't been a serious topic for reflection for a generation.
Designed by the up-and-coming Chinese firm Urbanus, the tulou is a centuries-old housing prototype, reworked for the hard realities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city. It reminds us that bold architecture can serve a good cause, acknowledging the dignity of people who are often treated as invisible.
The Cooper-Hewitt exhibition opens on an atavistic note. A row of crude terra-cotta study models displayed in a glass case, early variations on the firm's design, conjure China's old tulous, or "little kingdoms," built in rural Fujian Province to protect villagers from marauding armies. organized around a large central court, the tulou was encircled by thick earthen walls, with only a single heavy door lead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Urbanus's design process began with the simple question of how to adapt this old housing type to a radical new reality, the scale and pa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Fifty years ago China was mostly a country of rural villages. Today more than 150 of its cities have a population of a million or more —compared with just n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is only likely to accelerate.
One result has been a nagging housing crisis as migrants in desperate need of work pour into booming cities like Shenzhen and Guangzhou. Because the government stopped building large-scale public housing a decade ago, most end up in squalid neighborhoods of densely packed towers that were built by local developers with little oversight. Often the country's new rich live sealed off in glittering high-rises right next door, seemingly indifferent to the poverty around them.
Inserted into this dystopian universe of colorless skyscrapers, the primal drumlike form of Urbanus’s tulous will have a powerful symbolic presence. They suggest fortifications against a contemporary marauder: the speculators who have so often forced the poor out of urban neighborhoods to make way for new development.
The first tulou,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completed in Guangzhou, in southern China, is enveloped in a perforated concrete shell that hints at the richly textured life inside. Urbanus set out to create a por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ide and out, with a series of small shops wrapping around the base of the structure. The architects sliced through part of the rounded shell to extend a restaurant and several floors of housing into the complex's interior, visually drawing pedestrians inside. At other points, big entry portals lead into small courtyards and a small inn.
The apartments themselves recall Le Corbusier's notion of "minimal" architecture, compact, super-efficient spaces that he modeled after monks' cells. The smaller units in the tulou are essentially nothing more than dormitory rooms that serve the building's service staff. The larger apartments, designed for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 or small families, have small living areas with bathrooms neatly tucked behind the kitchens. Cleverly designed L-shaped doors connecting the living areas to the bedrooms are cut out of the rooms'  corners to save precious wall space. Narrow balconies, some shielded by pretty wooden shutters, can be used for hanging laundry.
A communal spirit is fostered by rings of balconies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court and bridges linking terraces and gardens on the complex's upper levels. Like in some earlier Communist-era housing projects, such areas are intended to lure people out of their apartments and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They also convey a generous sense of space even as the design maximizes efficiency.
This graceful balancing act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is typical of Urbanus. A few months ago I visited the art museum they completed in 2006 in Dafen, a Shenzhen neighborhood where artists can be found in narrow alleyways painting kitschy reproductions of everything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ks to old European masters.
The museum's low bunkerlike form is embedded in the side of a steep hill, with a cluster of new residential towers rising directly behind it. A broad concrete ramp leading to the entrance runs across its facade. Inside, the exhibition galleries are set within a labyrinth of stairs and ramps that weave up to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leading to a rooftop sculpture garden and artists' studios. From there, bridges lead back out to the street grid.
The staircases and ramps are intended to echo the neighborhood's alleyways, as if the city flowed directly through the museum, linking the artistic quarter to the gated high rises above. Art and public life are the city's symbolic connective tissue.
A half-hour away, in downtown Shenzhen, a small public park and community museum designed by Urbanus sits at the edge of a densely packed neighborhood of migrant workers. Completed in 2006, the tiny park is conceived as a series of folding planes, as if the ground's surface were breaking apart to allow the city to flow through the site.
Slight inflections in the pavement reflect the pattern of nearby alleys. A sloping section of the park creates an informal amphitheater, folding down at one end to enclose the roof of a small museum.
Urbanus's sensitivity to historical continuity links the firm to a long line of architects, from Steven Holl to Alvaro Siza and Eduardo Souto de Moura. As with Mr. Siza's buildings, the emphasis is on movement, the flow of bodies through space, the fabric that binds people together, rather than simply on architectural forms.
This philosophy may reflect the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of the firm's founders, Xiaodu Liu, Yan Meng and Hui Wang. All three grew 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 era of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ferment as well as extreme cruelty. All left China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y were exposed both to Western democracy and blatant consumerism. They returned to China and founded a progressive firm in a booming country whose underlying values were being shaken to the core.
That range of experience is doubtless what enables them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a trait invaluable to architects, whose most onerous task is balancing what may seem like irreconcilable values. It also imbues their work with a rare tenderness for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fabric of the city. Built on such a solid foundation, their architecture is only likely to grow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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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美术馆投入使用已一年多，仍然让设计师牵肠挂肚。这座受到国际媒体重视的建筑近来获得一个奖项，引起本地重要媒体《深圳商报》的关注，借记者上门采访的契机，都市实践向记者表述了需要使用者理解并付诸实施的设计理念。

深圳建筑作品获国际大奖

设计师认为，大芬美术馆应与公众充分融合，实现其开放性、公众可参与性以及通达性

深圳商报记者何文琦
      
    　从去年以来，深圳市都市实践设计有限公司的几位合伙人格外忙碌。除了紧张的设计工作外，还频繁接待了络绎不绝的国外媒体记者和国际建筑界人士，而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大芬美术馆。当初在接下这个位置偏僻的项目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座建筑会在国际建筑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因为其特殊性、原创性和唯一性，在国内外多家专业期刊上被广泛报道，更被多家国内外权威杂志用作封面。近日在由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好设计创造好效益”中国奖中，大芬美术馆力克众多国外设计师事务所，获得最佳公共建筑奖。
        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说，作品虽然已经完成了一年多，最令他牵挂的是，如何让这座建筑更好地实现其开放性、公众可参与性以及周边居民与美术馆之间的通达性，让大芬美术馆与公众实现更好的融合。

        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建馆

        15年前，在中国这个似乎最不可能与油画艺术发生关系的地方，一位画商带来了最初的订单，大芬村因油画而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之一；15年后，正是在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现美术馆的地方，诞生了一座美术馆。
        从美术馆的角度来看，大芬也许是个奇怪的地方。这个深圳郊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工作室，数以千计的人们在这里复制古典名作。为了改造这个地区并且吸引观光游客，政府请URBANUS都市实践为设计一座美术馆。孟岩原来没有去过大芬村，去了以后，在那里感觉到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普通的人通过短期培训就能够获得谋生手段。生活与艺术、艺术与商业、纯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界限再次模糊。路人与画工、作品之间保持着最直接的接触，通过交谈、看样、下单、运输等活动构成了一幕幕异常生动的城市生活场景。
        整个美术馆的面积约为何香凝美术馆的3倍左右，如何找准定位？由于大芬长久以来被视为一种民俗艺术、庸俗品味与商业运作的奇妙混合体，在许多人看来这里似乎是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美术馆的地方。因此，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馆可能完全不适合“大芬村”特殊的文化背景。孟岩想营造一种既有陌生感又似乎有某种联系的感觉。 他说，我最大的野心是“让大芬美术馆象一座连接体，与周边环境实现最好的结合，而非格格不入的孤岛”。正是在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现美术馆的地方，我们希望它既能容纳当代艺术最为前卫的展事，又能兼容原生的新民间的大众艺术介入。
　   在这样的思路下， 整个建筑的呈现类似“夹心饼”式的功能分布：一层是油画卖场，跟整个村的特点完全结合；由一层入口广场的大坡道可达二层艺术展厅；三楼的屋顶庭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个庭院通过南、北和东面的过桥与外部街道发生联系。 虽然只是3层的建筑，但特殊的设计将空间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域，而且三个建筑层面之间相互呼应，与油画展厅内不断变化的艺术展示活动形成对立而统一的复杂关系。把美术馆、油画画廊、商业、可租用的工作室等不同功能混合成一个整体。
        “美术馆这一名称很难概括大芬油画村这座建筑的真实内容。它是一个定时开放的高姿态城市装置，同时也是不脱离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平民场所。”孟岩的总结道。

         本土建筑引发国际关注

        日前，在著名的美国纽约建筑中心，“中国建筑Building China”展览举办了两个月，5位中国顶尖建筑师及建筑机构的作品首次集体亮相，其中就包括大芬美术馆。孟岩在展览论坛上的演讲，引发美国建筑师的热烈讨论，与会的建筑师们对中国的建筑设计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此次  “因地制宜：中国本土建筑展”的策展人之一是城市建筑研究评论家、策展人史建。他告诉记者，本次展览强调了建筑的完成度，以及建筑与居住者、使用者的关系。 从观展者的热情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交流的热点话题，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建筑师也因此而有更多机会登临国际建筑舞台，并获取着更强有力的话语权。
        史建认为，大芬美术馆的设计者们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对本土文化和当代建造的理解。当现代主义前卫设计实验遭遇到经济的起步和超速城市化现实，实验性建筑师从前卫姿态转换为文化上的退守———重新面对本土文化资源，以及重新面对剧变现实，成为实验性建筑师裂变后的主要路向。而都市实践的建筑师强调的是对本土资源和现实的关注。对他们而言，这种“本土性”（因地制宜）与“中国性”无关，他们的设计有着更为多元的国际视野。 
      美国《商业周刊对大芬美术馆的评语是：这座美术馆帮助大芬把都市纹理交织在了一起。过去，山下的大芬村和山上的居民区是分割开的。为了让这两片区域连接起来，建筑师设计了一座可以通往山上的桥。与此同时，美术馆的外立面是风格化的大芬村地图，这幅图最终将由当地艺术家绘制完成，此举把美术馆灰色的水泥外墙变为了庆祝大芬村特殊的当地产业的色彩斑斓的拼贴画。

        期待成为互动文化空间

        在交易活跃的大芬村中，孟岩希望大芬美术馆成为对画匠们有用的展示场所；同时，要使美术馆的巨大体量“消失”，成为村民随意穿行聚会的公共空间。然而，眼下的美术馆由于管理严格等诸多原因，还无法与这个村子和周边城市发生积极的关系。现在，美术馆底层没有架空成为交易市场，反而成为最频繁使用的展览空间。三层独立塔楼群中,由于各连接桥没有开放使用，各塔楼处于封闭状态，很难生发出有生机的街道气氛。
        孟岩表示，大芬村的巨变告诉我们生活的变化有多种可能，城市的未来也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因而我们对此馆的另一设计理念是它的兼容性、公众可参与性。它应是高度混合的场所，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多种可能性。油画卖场和艺术品陈列展示可以共处一堂，艺术家工作室、茶室、咖啡店与电影放映等多种内容更强化了与大芬村居民和周边城市社区的生活融合。专业艺术家与民间艺人可以互相观望，尤其是三层屋顶庭院的开放公共空间更方便市民或到此一游，或耳濡目染间接受熏陶，或雅兴大发即兴创作，身处其间你不会感到在“参观”，而是在“逛街”，使美术馆可以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大芬美术馆应该更积极参与到大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只有开放才能激发它的活力，才能更好地改善目前的经营状况。
        布吉街道办任晓峰部长昨日表示，大芬美术馆建成以来，平均每月都举办了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艺术展览。全国美院师生油画展上周刚刚结束，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欣赏。谈及美术馆与周边社区的互动关系时，他坦言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设计师的设计思路暂时还难以全面实现，和实际有一定的距离，而其中也有不少客观因素。如市民对于美术欣赏的兴趣不够浓厚，周边小学考虑安全问题也没有打开通道等。任部长告诉记者，以往我们也缺乏运营美术馆的经验，所以大芬美术馆的下一步运营方式还正在探讨之中，如何寻找一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这座美术馆的作用，实现市场化的运营，还需要深入研究。
 
         开放是美术馆未来趋势

         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进入大芬美术馆时感觉非常意外。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芬美术馆的设计如此漂亮而现代，富有个性，各个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既有变化又非常流畅。对于设计师关于美术馆的开放性思路他非常赞同。他认为，也许这种运营理念现在看来还比较超前，但应该是未来美术馆发展的方向，最关键是要把这种理念坚持下来。也许一年两年不能够实现得很完美，但是坚持下来一定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这个公共文化空间中来。陈湘波表示，美术馆不光是一个看作品的地方，更应该是文化的孵化器。艺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实现一个地区文化的提升,需要从平时点滴做起。大芬美术馆如果能够真正达到一种与周边地区和周边群众的良性互动，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陈湘波坦言，美术馆应该是一种休闲舒适的欣赏艺术的场所，让人们能够在里面找到打动自己心灵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生硬的受教育，这是对我们日常硬性教育的一种很有益的补充。对于大芬美术馆的未来，他认为最迫切的是需要找到懂艺术管理的人才，慢慢实现美术馆的公众参与性。
         孟岩表示，美术馆在大芬村的引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我们还需要美术馆的经营管理者在今后的使用中进一步发挥美术馆对大芬整体艺术水准的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馆在与大芬村共同创造历史。

 

2008年6月，法国建筑师学会在法国巴黎举办“当代中国建筑展”，8月该展览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展出。合伙人刘晓都代表都市实践出席开幕式。

Tags: 展览展览

2008年3月1日至2008年4月27日，Art Statements Gallery（香港）和E6空间（深圳）举办荷兰知名艺术家欧文奥拉夫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展出欧文奥拉夫包括了“分离”、“天堂俱乐部”、“天堂肖像”、“皇家血统”与“时尚受害者”等多个系列的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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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E6 展览E6 展览

2007年12月7日至2008年1月7日，URBANUS都市实践新书发布暨都市实践•建造展，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OCT LOFT E-6栋2层E6空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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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日至8月2日，E6空间举行“空港展”，参展艺术家包括：巴黎建筑艺术家周旋捷、冯文耀、胡志明市的视觉艺术家和诗人王莉、黄扬、荷兰建筑组合「异空间实验室」、旅居洛杉矶和香港的艺术家梁美萍、香港二楼五仔成员白双全、重庆艺术家任前、新加坡的基輔空間、海南王小飞、香港艺术家王锐显、北京的颜磊、深圳的张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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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杂志2008中国奖颁奖仪式于5月23日在上海举行，现场主背景板上所展示的正是大芬美术馆。







美国《建筑实录》年鉴中文版采用万科体验中心图片作封面。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版2008年第5期，介绍了获奖作品大芬美术馆和万科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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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合使得城市地图从静态转为动态。许多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北京城由于历史保护的原因还能使人依稀可鉴。当国际式的风暴在摧毁北京时，北京强大的历史根基在顽强地抵抗。这个地图游戏的目的在于检验北京地图是何以演变的，以及北京是如何保持其特性的。

一个约2m×2m的北京旧城区（二环以内）范围内的地图将被挂在墙上，地图被分解成约20m×20m的方块，每一个方格是一叠可以撕掉的纸。每叠中绝大多数张纸上几乎印着同样的内容，但有一些张数也会夹杂进其它的同比例地图（例如曼哈顿）或北京的老地图，每叠纸都将被钉在墙上，并排成地图的样子。当展览开幕时，它将是张完整的谷歌北京地图。在展览过程中，参观者可以自由地撕去每一张纸，并将撕掉的纸扔到旁边的一个垃圾桶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这个地图将会改变，这时，曼哈顿的地图也会渐渐显现，同时夹杂着历史北京地图。在整个过程中，北京城依然顽强地展示着基本面貌。这个过程将被摄影记录下来，并在下一站的展览中展出。

通过参与这个地图游戏，参观者会体验北京的急剧变化。随着介入游戏，观众会看到北京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北京如何面临全球化，她的城市历史无疑仍在限定着她的性格。北京既在适应着当代变化，又不愿以失去其特征为代价。

“Place by Displacement” exhibiting with the group show, Mapgames in Beijing, Birmingham, UK and Terni, Italy  Summer 2008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weeping China today has transformed the city map from static to dynamic. While the map of less prominent cities may be transformed beyond recognition, the map of Beijing retains much of its original character because of the city’s awareness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Whil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transform and displace its urban fabric, Beijing’s rooted historic past plays a role in resisting elemental change.  The purpose of this “map game” is to test how the Beijing city map has muta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while maintaining its own identity.

A large irregular shaped map approximately 2m by 2m of central Beijing within the second ring will be divided into many square 20cm by 20cm game pieces.  Each game piece is a stack of map squares on a tear-away pad.  Most of the sheets in the stack will be identical pieces of the current Google Earth satellite image of Beijing.  Other urban fabrics (in this case, Manhattan’s) of the same scale will be inserted randomly throughout the stack.  Historical map of the same location in Beijing will also be inserted in the stack.  All the game pieces will be mounted directly on to the wall.  At the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the game pieces will compose a complete map of Beijing.  Throughout the exhibition,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tear away any square of their choosing, then discard the square to a trashcan placed near the installation. As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the map will change; Manhattan’s urban fabric will appear and disappear around the map throughout the game, but the map will remain undeniably Beijing.  Photographs will record the possibilities that occur during the game and will be displayed with the game at the next leg of the exhibition.

Through participation of this “map game,” visitors will experience the realities of Beijing’s frenetic changes.  As visitors make their own changes, they begin to visualize the endless possibilities of Beijing’s future.  No matter how many layers Beijing sheds as it grows to compe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ity’s history is inevitably ingrained in its character.  Beijing’s powerful ability to adapt will never compromise its iconic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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