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预测，世界人口在2008年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城市人成为多数人群。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据说中国的城市化为这个日子的提前到来也做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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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接到朋友发来的一个短信说：“使用iphone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会说它不好使”。这个调侃其实不简单，它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喜欢使iphone，即便是觉得使着不是特别顺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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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迷。据说当时美国的间谍卫星在福建的山区里发现有密集的圆形构筑物，被怀疑为导弹发射井。当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开始向世界开放，美国情报机构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人员以记者身份前往探究。而到达当地才发现那些圆形建筑物原来是称之为“土楼”的有几百年历史的民居建筑。后来记者回美后将其见闻写书发表，从此土楼民居便名扬海外。

2008年七月，在第３２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４６座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由都市实践设计，万科集团开发的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新型廉租公寓楼在广州万科四季花城悄然落成，即刻引起租客的热租反响。

几星期后的十月初，都市实践在美国纽约库伯-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的“独展·土楼—中国的廉租住宅”展览开幕。

百年历史的库伯-休伊特博物馆是美国唯一的全面专注于古典和当代设计的权威性的博物馆。其主旨是通过一系列的收藏和展览来提高公众对设计这一人类文明创造活动的了解。博物馆坐落在中央公园旁的第五大道上，紧邻赖特设计的著名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博物馆的前身是卡耐基的宅邸，还拥有一座花园。这个奢侈的场地在纽约也实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山恩教授表示参加这样规格的展览已经证明一个事务所的学术水准的被认可和成功。

主题展览布置在二楼一个大房间里，主要以一个1:1的单元中的卧室模型加上起居厨浴的二维平面示意来使参观者体验土楼作为中国低收入住宅的实际状态。策展人玛秋达·斯桂德女士直言都市实践是她访问过的唯一在做低收入住宅设计研究的事务所，并最终决定把土楼做为当年的独展系列。长达半年多的展览十分成功。

万科土楼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催生出的一个另类的廉租房对策。在它即将完成之际，中央政府才意识到提供平民住得起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对于国计民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从07年开始在全国大规模的推行保障性住房的开发计划。万科土楼模式便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前瞻性作为的绝好例证。

万科土楼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建筑学本身，还有城市学的社会学更多层次的意义。《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道：

“…‘土楼’展览可能不会驱散西方人对噩梦般充满不人性的高楼的中国城市的总体形象，这样的好项目仍然还是个例外而非常规的…尽管如此，这个展览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地球上为建筑师进行实验的最为丰饶的领地。这种创新力的爆发已经从宏伟的奥运场馆到光鲜的办公大楼延伸到了低收入住宅，这足以让这些讲究社会和谐的美国人称羡不已，因为整整一代人都没有将社会住宅做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了。…”

         值得欣慰的是，建成后的万科土楼实际空间效果是设计所预期的。而随着租客的全部进驻，仅仅两个多月时间，一个丰富多彩的社区就已初见雏形了。建筑改变人的生活，在这里不是虚言…。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7.16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是一位建筑爱好者，准确地说是传统建筑价值的推崇者。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与建筑理论家詹克斯、建筑师科里亚等人鼓吹古典建筑和城镇理想很是出了些风头。他们一起主推的一部反国际风格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纪录片也掀起过一阵波澜。然而时过境迁，人类毕竟不愿意抱着老古董不进步。近十几年来现代主义挟科技进步成果又卷土重来，后现代没人提了。不过这位老王子仍然固执己见甘逆潮流而动，最近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建筑大师理查罗杰斯在伦敦的一个设计给搅黄了，换了另一个保守型建筑师的方案。这个事件导致了一批国际知名建筑师写联名公开信抗议，闹出了一个小风波。

话说回来，当年科里亚一干人将欧洲中世纪小城镇的形态总结发展出一套现代城镇生活模式，这个流派被命名为“新城市主义”。其实名字是反意的，它的主旨就是回归传统小型城镇的更加人性和自然的形态。这种反城市的思想可以说是抵抗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显然这个努力并不成功。

以新城市主义思想建设成的城镇实例很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海边上的Seaside小镇。碧海白沙的美丽海岸突然出现一个美轮美奂的小镇，确实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叫楚门的男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小镇生活中，这个小镇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周围所有人和物都是被设计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真人秀的主角。电影的外景就是在Seaside小镇拍摄的，而其中表达的这个虚假的真实对新城市主义也算是个恰如其分的注脚。

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造个小镇，聚一批人来住，足不出镇便能连接世界。这在信息时代本来是一种可见的理想未来。但偏偏世界的发展是越来越向大城市聚集，城市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而人口的聚集和土地的稀缺又造成了房价的飞涨。人口庞大的亚洲情况恶化更严重。深圳的房价已经超过美国大多数的城市房价，而深圳人实际能够从城市中得到的眷顾相比又少得可怜。这使得我这个城市化潮流的拥护者也有了几分犹疑。人们涌入大城市的谋生方式是否真的很有意义和希望，还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将我们困在这个混沌的世界？

也许我们不必急于对Seaside所代表的新城市主义做什么结论。它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是生活的一种另类选择。它的存在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城市中的人和事，是个不错的参照物。有人会例举丽江和上海的“一城九镇”也是类似的状态。我去过丽江但没见过上海的。丽江本来有可能但现在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也许未来有一批乌托邦理想的人也在国内的什么地方搞一个理想小镇来实验一把，会很有意思。

《深圳商报》C5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7.9

有一个说法，就是法国人是西方人中与中国人在行事做派上最接近的。比如，法国人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也讲究关系，走后门之类的事情也都会做。建筑方面也同样好大喜功，比如那北京国家大剧院那样的设计也只有法国建筑师才干得出来。当然这也造就了宏伟壮丽的巴黎城市。最近我又发现了另一个相同点，法国的领导人也很重视城市建设，喜欢搞“首长工程”。

从历史上说，当年拿破仑建了凯旋门，后来有了巴黎大规模改造豪斯曼规划，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尺度和面貌。密特朗总统也是最热衷建设地标建筑的总统。他推动了名噪一时的巴士底歌剧院的竞赛和建造；力排众议指定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主持卢浮宫加建改造计划，就是那个著名的玻璃金字塔；建成大气的新国家图书馆以及拉德方斯大拱门等等也被称为“十大建筑”的地标式工程，确实给古典的巴黎平添了几分现代的魅力及其活力。

现任的萨科奇总统的胃口显然比几位前任都要大。他在任内要推出的是“大巴黎计划”，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建设计划。其规模和影响直比拿破仑三世的豪斯曼规划。他最近请了几位欧洲著名的建筑名师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批规划提案。有方案提出改造车站和铁道系统，建设欧洲中心火车站，上面覆盖以绿地和公共空间。现代化的高速轻轨穿越市区，各种大胆的构想都表达了巴黎想再次引领城市发展未来的野心。

不管这些构想是否能够实施，至少萨科奇已经从中捞了一些政治分。用看得见的城市建设来积累政绩是政治家们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像豪斯曼规划那样的大刀阔斧的改造实际上是相当不人性的。我们漫步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享受和赞美着城市图景的怡人与壮丽，却鲜有人会不知趣地联想着当年不知有多少普通人因拓通大道而流离失所。现代社会里是很难那样去牺牲弱势群体而不付出什么代价的。萨科齐想超越拿破仑三世再次让巴黎变脸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些个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是巨大的。也许这些建设能够拉动一些经济，但长期的高税赋和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是令人头疼的难点。所以这些大计划仍然需要通过建筑的方式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否则后患无穷。这也就是为什么萨科齐要邀请10个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团队来进行概念研究。总统工程能否成功，首先靠的就是这些建筑大师们的奇思妙想。这个事情的发展是很值得关注的。而其结果如何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7.2

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大学读建筑。记得最不喜欢的设计课就是住宅了。是由住宅教研组的几位老教授带课。从师兄的经验来看，住宅课程设计的主旨是学会如何设计56平米标准住宅。这是当年国家标准的二室的单元住宅楼的上限，不知有多少专业人士杀死了无数脑细胞在几厘米之间进行布局上的腾挪和变化，我们称之为“抠面积”。然而这56平米的根据是什么，是经过科学判断还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无人知晓。

我当时不情愿简单地跟随一梯三户经典单元户型的路数，决定采用外廊式的单元模式试试。这个不自量力的恶果便是老师以实用率不优而给了我一个低分。

多年之后我重新开始在深圳介入住宅设计，发现住宅设计面积计算规定里使用外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只计入一半甚至不计入面积。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住宅已经从国家分配的福利转化为市场运作的商品。虽然抠面积仍然是争取高实用率和优化户型的重要技术手段，但只有当近年70/90平米规定出台才让年青一代建筑师真正体会到抠面积时代的窘迫。

其实说起做住宅设计的本事，抠面积还只是基本功，深圳的住宅设计高手的真功夫还是另一招：“偷面积”。我相信这个词是深圳人最熟悉的一个建筑概念了。怎么偷谁都清楚，但背后的动力可就未必都清楚了。

其实这是住宅市场化到达极致时的怪象。记得03年前后滨海大道边的一块地拍卖首次超过了3000元天价，激起了舆论热议。然而几年之内这个天价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价。而相比之下住宅的建造成本却一直维持在2000元/平米以下。所以从8000元到现在的2万元房价，房子本身没有增加价值，增加的是“土地稀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开发商的利润随之也更高。如果他只拿出2000的造价来增加一部分可用面积，而不必付那上万元一平米的地价，这个吸引力该有多大！房子自然买的快，皆大欢喜。所以说偷面积“偷”的是地价。估计咱们父母官收那么多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这个官民商之间的博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在深圳买没有偷面积的住宅可就亏了。其实偷不能算偷，孩子从父母那里拿一点回来能算偷么？

不过偷了面积的业主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据说现在实行的地价政策是参照香港模式搞的。就是一次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都收了。所以我们的住宅价格能够超英赶美直逼香港。不是因为咱就是比美国人有钱，而是因为美国的玩法不一样。听说过物业税吗？美国就是按照住宅当时的地产价值估算来收物业税的。房价涨，税也跟着涨。香港模式本身没有错，只是需要有节制地慢慢放地。可我们这里把土地呼啦一下子全放了，特区内已经基本上无地可卖，关外的也卖得七七八八了。那我们儿子辈孙子辈时的市政府岂不是要穷死？所以，这美国模式一定会用上的。到那时，您偷的那些面积可都要算成价值了，税肯定也比别人高了。

从抠面积到偷面积，应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对于建筑师来讲，苦练这类抠抠偷偷的本领大不必那么认真。说不定哪天政策一改，你手上的杀手锏倾刻就会变成烧火棍了。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6.25

以前我们学习历史，总是强调所谓的宏观趋势和历史必然，这个没错。我的体验是其实历史的轨迹也同时是被许许多多偶然因素所改变的。现代主义建筑向东方传播之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大的历史背景上看，现代建筑运动起源于工业革命的欧洲继而向全世界传播。这个运动的旗手就是勒·柯布西耶。他出版的《走向新建筑》在建筑领域有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类似的作用。在20世纪初的世界，这个运动并非占主导地位。在苏联的未来主义建筑思潮被斯大林压制下去后，现代主义的桥头堡就数包豪斯学校和勒·柯布西耶的事务所了。这里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青年前来学习。比如巴西的尼迈耶就从柯布那里得了真传，回到巴西开垦了一片南美现代建筑的沃土。

二战前的日本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拼命学习西方，也派遣留学生学习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文化。1928年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前川国男就奔赴巴黎，申请加入柯布的事务所。据说当时柯布瞧不上日本人，拒绝了他。前川不气馁，通过他当外交官的舅舅不知走了什么后门终于让他进了柯布门下。就是这个机遇给日本开启了通向现代建筑之门。短短的一年时间使前川国男成为柯布的忠实追随者。回到日本后前川很快成为现代建筑的主要倡导者。他后来协助柯布实现了在日本的重要作品-国立西洋美术馆。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日本建筑站到了国际建筑设计界的最前列。在这批日本建筑巨匠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源自柯布的谱系：丹下健三出自前川事务所；矶崎新、稹文彦、黑川纪章则出自丹下门下，后面更多的像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及妹岛和世等当代名师都受到深刻影响。

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那一批留学生多是去建筑上相对保守的美国。结果最早在国内成名的建筑师吕彦直设计了南京中山陵，一个东西古典合璧的建筑精品。其他人如童寯、梁思成、杨廷宝等人也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当然这个状态显然与中国知识阶层渴望重拾民族自信的心态相契合。虽然有一些欧洲回来的建筑学子做了一些现代建筑的努力，最终却未成气候。

几乎跨越大半个世纪后，中国在现代建筑之路上才重新起步。尽管近年来中国现代建筑已经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们仍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让中国的现代建筑走到世界的前列。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如今大量的建设的机会去促进现代建筑的进步，我们走的可能会快些吧。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6.18

一年前我们都市实践设计公司被乐高积木公司邀请参加一个“一砖一瓦建亚洲”的活动，邀请几位建筑师用几千块乐高积木进行搭建。活动十分有创意，参与者们也很开心。乐高的积木块确实像建筑用的砖石，搭建筑正合适。我想起来1970年代我少年时期是用军棋的小木块来搭建筑的。那时候的我几乎是在一个本能的状态在玩搭建。也许一百年前，五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孩子们也都是在这么玩吧。秦砖汉瓦并不是虚传的。在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个古老的行业却仍然在沿用着几千年前老祖宗的方式进行建造活动，只是在速度高度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而已。这确实是个多少令人沮丧的认识。因为这个状态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可持续”这个时髦词汇来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