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大学读建筑。记得最不喜欢的设计课就是住宅了。是由住宅教研组的几位老教授带课。从师兄的经验来看，住宅课程设计的主旨是学会如何设计56平米标准住宅。这是当年国家标准的二室的单元住宅楼的上限，不知有多少专业人士杀死了无数脑细胞在几厘米之间进行布局上的腾挪和变化，我们称之为“抠面积”。然而这56平米的根据是什么，是经过科学判断还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无人知晓。

我当时不情愿简单地跟随一梯三户经典单元户型的路数，决定采用外廊式的单元模式试试。这个不自量力的恶果便是老师以实用率不优而给了我一个低分。

多年之后我重新开始在深圳介入住宅设计，发现住宅设计面积计算规定里使用外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只计入一半甚至不计入面积。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住宅已经从国家分配的福利转化为市场运作的商品。虽然抠面积仍然是争取高实用率和优化户型的重要技术手段，但只有当近年70/90平米规定出台才让年青一代建筑师真正体会到抠面积时代的窘迫。

其实说起做住宅设计的本事，抠面积还只是基本功，深圳的住宅设计高手的真功夫还是另一招：“偷面积”。我相信这个词是深圳人最熟悉的一个建筑概念了。怎么偷谁都清楚，但背后的动力可就未必都清楚了。

其实这是住宅市场化到达极致时的怪象。记得03年前后滨海大道边的一块地拍卖首次超过了3000元天价，激起了舆论热议。然而几年之内这个天价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价。而相比之下住宅的建造成本却一直维持在2000元/平米以下。所以从8000元到现在的2万元房价，房子本身没有增加价值，增加的是“土地稀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开发商的利润随之也更高。如果他只拿出2000的造价来增加一部分可用面积，而不必付那上万元一平米的地价，这个吸引力该有多大！房子自然买的快，皆大欢喜。所以说偷面积“偷”的是地价。估计咱们父母官收那么多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这个官民商之间的博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在深圳买没有偷面积的住宅可就亏了。其实偷不能算偷，孩子从父母那里拿一点回来能算偷么？

不过偷了面积的业主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据说现在实行的地价政策是参照香港模式搞的。就是一次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都收了。所以我们的住宅价格能够超英赶美直逼香港。不是因为咱就是比美国人有钱，而是因为美国的玩法不一样。听说过物业税吗？美国就是按照住宅当时的地产价值估算来收物业税的。房价涨，税也跟着涨。香港模式本身没有错，只是需要有节制地慢慢放地。可我们这里把土地呼啦一下子全放了，特区内已经基本上无地可卖，关外的也卖得七七八八了。那我们儿子辈孙子辈时的市政府岂不是要穷死？所以，这美国模式一定会用上的。到那时，您偷的那些面积可都要算成价值了，税肯定也比别人高了。

从抠面积到偷面积，应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对于建筑师来讲，苦练这类抠抠偷偷的本领大不必那么认真。说不定哪天政策一改，你手上的杀手锏倾刻就会变成烧火棍了。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6.25

以前我们学习历史，总是强调所谓的宏观趋势和历史必然，这个没错。我的体验是其实历史的轨迹也同时是被许许多多偶然因素所改变的。现代主义建筑向东方传播之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大的历史背景上看，现代建筑运动起源于工业革命的欧洲继而向全世界传播。这个运动的旗手就是勒·柯布西耶。他出版的《走向新建筑》在建筑领域有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类似的作用。在20世纪初的世界，这个运动并非占主导地位。在苏联的未来主义建筑思潮被斯大林压制下去后，现代主义的桥头堡就数包豪斯学校和勒·柯布西耶的事务所了。这里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青年前来学习。比如巴西的尼迈耶就从柯布那里得了真传，回到巴西开垦了一片南美现代建筑的沃土。

二战前的日本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拼命学习西方，也派遣留学生学习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文化。1928年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前川国男就奔赴巴黎，申请加入柯布的事务所。据说当时柯布瞧不上日本人，拒绝了他。前川不气馁，通过他当外交官的舅舅不知走了什么后门终于让他进了柯布门下。就是这个机遇给日本开启了通向现代建筑之门。短短的一年时间使前川国男成为柯布的忠实追随者。回到日本后前川很快成为现代建筑的主要倡导者。他后来协助柯布实现了在日本的重要作品-国立西洋美术馆。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日本建筑站到了国际建筑设计界的最前列。在这批日本建筑巨匠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源自柯布的谱系：丹下健三出自前川事务所；矶崎新、稹文彦、黑川纪章则出自丹下门下，后面更多的像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及妹岛和世等当代名师都受到深刻影响。

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那一批留学生多是去建筑上相对保守的美国。结果最早在国内成名的建筑师吕彦直设计了南京中山陵，一个东西古典合璧的建筑精品。其他人如童寯、梁思成、杨廷宝等人也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当然这个状态显然与中国知识阶层渴望重拾民族自信的心态相契合。虽然有一些欧洲回来的建筑学子做了一些现代建筑的努力，最终却未成气候。

几乎跨越大半个世纪后，中国在现代建筑之路上才重新起步。尽管近年来中国现代建筑已经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们仍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让中国的现代建筑走到世界的前列。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如今大量的建设的机会去促进现代建筑的进步，我们走的可能会快些吧。

《深圳商报》C6版“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6.18

双都会擦亮 “深圳眼”

——对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深圳中心区城标

规划设计竞赛获胜方案的解读（二之一）

金敏华

  奥雷•舍人

  奥雷•舍人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ＯＭＡ)的合伙人，同时担任北京和鹿特丹办公室的总监。他目前在中央电视台和电视文化中心项目中，担任ＯＭＡ设计和施工的主管合伙人。

  奥雷•舍人于１９９５年加入ＯＭＡ，２００２年成为合伙人。在此之前，他先后在德国的多家建筑事务所、纽约的２ｘ４平面设计事务所以及自己在英国的工作室工作，并完成了一系列项目。他多次参与各种艺术项目和展览，包括伦敦和曼谷的“移动的城市”展览、首尔的媒体城市展和鹿特丹电影节等，同时，他也经常写作与演讲。在瑞士洛桑大学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完成学业后，奥雷•舍人赴伦敦建筑协会学院（ＡＡ）深造，并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协会银奖。

  时近七点，初夏深圳的黄昏在夕阳下显得温煦而适意。

  掌管北京办事处的ＯＭＡ（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奥雷•舍人依然留在深圳市规划局二楼放满中心区水晶岛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模型的展厅。３８岁的建筑界才子颀长的身影落在３号方案模型前，带着几份沉思。

  两天前，３号方案以全票优势从３１个国际对手手中，取得了包括水晶岛地下空间连接详细方案、地上标志物概念设计、市民中心广场改进规划在内的三项第一。这个ＯＭＡ与都市实践合作的作品立刻引起了业内的震动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奥雷终于离开了３号方案，他转身问记者谁是第二。听说“马达斯班”拿了地下空间的第二，他很有兴趣地看将起来。接下来奥雷浏览了拿下地上标志物和广场改进两个第二的深圳城规院与筑博联合体方案；以及分别获得地下、地上和广场改进第三的奥雅纳（Ａｒｕｐ）深圳、美国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ｎｏｌｙ 建筑事务所以及奥地利Ｒａｉｎｅｒ Ｐｉｒｋｅｒ －ｒｐａＸ建筑事务所的方案。他转身走到别的参赛方案模型前，“这是一件不错的Ｔ恤衫的设计。”放松下来的奥雷调侃着准备离去。听到记者说有件参赛作品看上去有几分汤姆•梅恩的风格，他甚至“呵呵”笑了起来。２００５年普里茨克奖得主梅恩正是本次国际竞赛的评委会主席。

  在依然敞亮的天色下，奥雷匆匆走出规划局大门。“我挺喜欢这栋楼的。”他告诉一旁的记者。“当然知道它是都市实践设计的”，奥雷扭头边回答记者的问题，边用欣赏的眼光再次打量了一眼建筑物。“很多城市规划局的办公楼不可能设计成这样子。” 

 团 队

 ＯＭＡ官方新闻稿指出，获奖方案由奥雷•舍人领衔设计。但强调这一项目由奥雷•舍人、雷姆•库哈斯和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共同主持，包括一个由ＯＭＡ协理姚东梅和雷•霭兰带领的团队。

ＯＭＡ是２０００年普里茨克奖得主库哈斯在１９７５年创建的，总部在鹿特丹，在纽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库哈斯因领衔ＣＣＴＶ新总部大楼设计而在中国声名大噪；而奥雷•舍人是ＯＭＡ６个合伙人之一，也是ＯＭＡ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ＣＣＴＶ新楼的设计和施工总负责人。深圳本土的都市实践ＵＲＢＡＮＵＳ此番被ＯＭＡ选择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用奥雷的话说，就是“一方面因为各种原因，很早就知道它是中国最强的建筑事务所之一；另一方面，在审美和品位上双方有相通之处。”都市实践在此之前已被库哈斯邀请加入了香港西九龙的设计顾问团队。

  ＯＭＡ中“Ｍ”的意思是“大都会”，ＵＲＢＡＮＵＳ源于拉丁文的“都市”。两个致力于超越传统角色，力图为建筑和城市面临的新问题提供解法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一次交融碰撞中，就这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城市奇观

  理念

  如果说ＣＣＴＶ新楼意在终结摩天楼一味追求新高度的时代，而有心开启一个追求摩天楼新形态，甚至将摩天楼与城市生活结合的时代的话，那么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联合体在深圳中心区所做的规划设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设计理念或者哲学？

  针对记者的问题，奥雷稍作思考回答道：ＣＣＴＶ项目背后的真正理念是“城市的生活”。正是为了把创意生活安排到高层建筑上去，才把它们连在一起，而不是为了盖得更高、更大。深圳中心区项目，“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公共空间项目来思考和作出回答的。希望通过各个方面的元素表达某种态度，即城市公共空间应该与市民公共生活结合。”

  他进一步阐述说，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考虑人的需求是建筑师的职业使命之一。人喜欢、享受这个空间才是最重要的。“我工作的出发点从来不会是某个地块名家云集。首先是城市环境和城市文脉，设计关注的是建筑与城市的人文融合，要让它成为城市的发动机。

  宏 图

  很巧，在做深圳水晶岛项目的同时，ＯＭＡ也被选中参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未来的规划设计（ＵＲＢＡＮＵＳ在此项目上也是ＯＭＡ的合作伙伴之一）。

  “通过轨道连接，将来从一座城市的中心到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只需要１５分钟。深港双城关系如此令人神往的未来，加上巧合地在水晶岛、西九龙以及深交所项目上同时介入，给了我们统筹考虑两个城市重要地点规划设计的机缘，以及如何去整合这两个城市重要资源的机会”，奥雷解释道：“因此水晶岛项目绝不仅仅是城市新中心、城市坐标原点或者是为市民中心广场设计一个地标而已，必须从包括珠三角以及香港这样一个更宏观的视野考虑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呼应关系。”

  灵 感

  “考虑到深圳作为世界上最年轻、发展最快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未来发展应以创意产业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工具。去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设计之都’称号无疑是城市新的定位、目标和挑战，它把深圳放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之中，同时进一步体现了深圳对未来的展望和雄心。市民中心广场２０公顷地面，正有一种成为城市创意设计中心的潜力。”奥雷将话题引向核心，“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构建活动空间及综合性设施，使得这里能够成为集中现有城市设计资源，更好地进行展示、碰撞与交流的创意基地，成为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更好的出发点之一。”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将使市民中心广场将来有更多充满文化含量的活动，成为城市中心富有活力的广场。这也是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联合体方案对地面广场景观设计、地下连接以及地上标志物三个问题的回答。“城市除了硬件之外，还需要精神文化内涵。城市中央的这个创意空间是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奥雷称，深圳是一座有无穷潜力的城市，“我们愿与深圳一起挖掘潜力。”

端午节去广州美术馆看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入口大厅的一个作品是满墙的《人民画报》的封面，有几百幅吧，很有历史感。还有五十个汶川人的震后自拍的影像，来自柬埔寨监狱死囚的肖像都颇为震撼。被忽视的摄影家庄学本的几十年摄影作品特展让人感动。

摄影在记录城市和生活方面确实有巨大的作用。在当代，数码影像的产生数量应该是以亿为基数的。此届摄影双年展中许多作品以记录的方式进行了批判式的艺术表达。在二楼有一组杨铁军的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作品有九幅，所拍摄的都是美国华盛顿首府国会大厦的侏儒版的中国地方政府办公楼。我觉得有必要费些字符把它们罗列在此。它们分别是：萍乡市安源区政府、温岭市玉环县法院、九江市法院、娄底市政府、阜阳颖泉区政府、南京雨花区政府、厦门同安区政府、上海闵行区法院、重庆市法院。其实，在美术馆附近就有一个实物样板--番禺的丽江明珠，不过它是个娱乐性建筑而已。相信同样的政府建筑在祖国大地上是以数十倍计的。当这些妄自尊大的权力之所被以影像的形式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讽刺喜剧式的效果，先是忍俊不住，而后又哭笑不得。当然比起重庆黄金镇天安门式办公楼的土皇帝品味，这没准还算进步了些，然而这种对权力欲望的愚昧表达和崇洋媚外心态的怪胎式结合，的确成就了当代中国一道特别的西洋景。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从古典建筑的设计原理角度去评论这几个伪劣仿冒建筑的比例如何不对，尺度如何不好，设计元素运用上如何张冠李戴。因为无论如何只是好一点的赝品和拙劣的赝品之别，其根本就是坏的。这种对内威严专横对外尽显殖民地心态的“欧陆风情”形象应当受到社会的共同抵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这种文化和社会意识混乱的状态却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时代的副产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城市实际上是非常讲究等级和统一的。中轴线，大广场多是为宣示宗教王权的尊严而设立的。在清王朝之前的中国，盖房子是要遵守礼制的。比如只有皇家有关的重要建筑物才允许用黄琉璃瓦屋顶；最高级别的屋顶形式是四面坡的庑殿式，不可以随便使用。建筑的开间皇室最高级别是九开间，大臣按级别只能建七开间或五开间的房子，等等，如有违反就是“越制”，是要被杀头的。

如今文明进步了，平等与自由的社会趋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礼崩乐坏”的现象都出现了。这些“越制”的地方政府建筑无人限制，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在面积上超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广场了。作为现代建筑师，我无意维护礼制建筑原则。但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设计原则，对合宜的空间尺度的认知和把握还是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

去年5月，我们与万科合作的“土楼公舍”在广州南海悄然建成，它是一个以闽粤土楼民居为蓝本的现代廉租房。在广佛高速的起点附近，一座六层72米直径的圆楼被统一的混凝土花格包裹起来，圆楼平面布局采用内外两层单廊，外圆内方，产生出5个内院。显得十分特别。

这个建筑在建成之后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很大关注。特别的形式还在于次，注意点多集中在几点：一是私人开发商介入社会住宅的建设的方式和意义；二是传统民居形式和现代居住建筑的传承关系；三是这个设计做为一个实用的廉租房，它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如何。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是廉租房，为什么做得这么特别？说白了，干嘛要做得这么好看。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形式和视觉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土楼公舍在形式上脱离了现今城市的定式。产生这个形式的代价仅仅是建筑师的大量设计投入，而建造成本却与其它住宅无二。而住宅设计的定式则是二十多年来大批建筑师和开发商发展出来的，已经被市场所确认和大众接受的一种住宅模式，比如封闭小区，一梯N户的单元楼，小区内部花园和会所。还有大阳台落地窗，很多很多。它成为一种行业标准和大众的惯性思维。没有人在意这种封闭的都市壁垒对城市的负面影响，也没有人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在单元楼的松散冷漠的邻里关系里成长的状态。

土楼公舍采用一种另类的解决方法在试图证明，住宅形式还可以有其它的可能性。定式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惯性思维，但不代表真理。创意的过程就是打破定式的一个过程。其实住宅格局的变化带来的空间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活方式交往模式和社区文化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设计同时能够带来居住空间质量的很大提升。这便是土楼公舍的实验性意义所在。

《深圳商报》A10版 “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