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都会擦亮 “深圳眼”

——对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深圳中心区城标

规划设计竞赛获胜方案的解读（二之一）

金敏华

  奥雷•舍人

  奥雷•舍人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ＯＭＡ)的合伙人，同时担任北京和鹿特丹办公室的总监。他目前在中央电视台和电视文化中心项目中，担任ＯＭＡ设计和施工的主管合伙人。

  奥雷•舍人于１９９５年加入ＯＭＡ，２００２年成为合伙人。在此之前，他先后在德国的多家建筑事务所、纽约的２ｘ４平面设计事务所以及自己在英国的工作室工作，并完成了一系列项目。他多次参与各种艺术项目和展览，包括伦敦和曼谷的“移动的城市”展览、首尔的媒体城市展和鹿特丹电影节等，同时，他也经常写作与演讲。在瑞士洛桑大学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完成学业后，奥雷•舍人赴伦敦建筑协会学院（ＡＡ）深造，并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协会银奖。

  时近七点，初夏深圳的黄昏在夕阳下显得温煦而适意。

  掌管北京办事处的ＯＭＡ（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奥雷•舍人依然留在深圳市规划局二楼放满中心区水晶岛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模型的展厅。３８岁的建筑界才子颀长的身影落在３号方案模型前，带着几份沉思。

  两天前，３号方案以全票优势从３１个国际对手手中，取得了包括水晶岛地下空间连接详细方案、地上标志物概念设计、市民中心广场改进规划在内的三项第一。这个ＯＭＡ与都市实践合作的作品立刻引起了业内的震动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奥雷终于离开了３号方案，他转身问记者谁是第二。听说“马达斯班”拿了地下空间的第二，他很有兴趣地看将起来。接下来奥雷浏览了拿下地上标志物和广场改进两个第二的深圳城规院与筑博联合体方案；以及分别获得地下、地上和广场改进第三的奥雅纳（Ａｒｕｐ）深圳、美国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ｎｏｌｙ 建筑事务所以及奥地利Ｒａｉｎｅｒ Ｐｉｒｋｅｒ －ｒｐａＸ建筑事务所的方案。他转身走到别的参赛方案模型前，“这是一件不错的Ｔ恤衫的设计。”放松下来的奥雷调侃着准备离去。听到记者说有件参赛作品看上去有几分汤姆•梅恩的风格，他甚至“呵呵”笑了起来。２００５年普里茨克奖得主梅恩正是本次国际竞赛的评委会主席。

  在依然敞亮的天色下，奥雷匆匆走出规划局大门。“我挺喜欢这栋楼的。”他告诉一旁的记者。“当然知道它是都市实践设计的”，奥雷扭头边回答记者的问题，边用欣赏的眼光再次打量了一眼建筑物。“很多城市规划局的办公楼不可能设计成这样子。” 

 团 队

 ＯＭＡ官方新闻稿指出，获奖方案由奥雷•舍人领衔设计。但强调这一项目由奥雷•舍人、雷姆•库哈斯和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共同主持，包括一个由ＯＭＡ协理姚东梅和雷•霭兰带领的团队。

ＯＭＡ是２０００年普里茨克奖得主库哈斯在１９７５年创建的，总部在鹿特丹，在纽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库哈斯因领衔ＣＣＴＶ新总部大楼设计而在中国声名大噪；而奥雷•舍人是ＯＭＡ６个合伙人之一，也是ＯＭＡ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ＣＣＴＶ新楼的设计和施工总负责人。深圳本土的都市实践ＵＲＢＡＮＵＳ此番被ＯＭＡ选择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用奥雷的话说，就是“一方面因为各种原因，很早就知道它是中国最强的建筑事务所之一；另一方面，在审美和品位上双方有相通之处。”都市实践在此之前已被库哈斯邀请加入了香港西九龙的设计顾问团队。

  ＯＭＡ中“Ｍ”的意思是“大都会”，ＵＲＢＡＮＵＳ源于拉丁文的“都市”。两个致力于超越传统角色，力图为建筑和城市面临的新问题提供解法的建筑事务所，在这一次交融碰撞中，就这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城市奇观

  理念

  如果说ＣＣＴＶ新楼意在终结摩天楼一味追求新高度的时代，而有心开启一个追求摩天楼新形态，甚至将摩天楼与城市生活结合的时代的话，那么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联合体在深圳中心区所做的规划设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设计理念或者哲学？

  针对记者的问题，奥雷稍作思考回答道：ＣＣＴＶ项目背后的真正理念是“城市的生活”。正是为了把创意生活安排到高层建筑上去，才把它们连在一起，而不是为了盖得更高、更大。深圳中心区项目，“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公共空间项目来思考和作出回答的。希望通过各个方面的元素表达某种态度，即城市公共空间应该与市民公共生活结合。”

  他进一步阐述说，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考虑人的需求是建筑师的职业使命之一。人喜欢、享受这个空间才是最重要的。“我工作的出发点从来不会是某个地块名家云集。首先是城市环境和城市文脉，设计关注的是建筑与城市的人文融合，要让它成为城市的发动机。

  宏 图

  很巧，在做深圳水晶岛项目的同时，ＯＭＡ也被选中参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未来的规划设计（ＵＲＢＡＮＵＳ在此项目上也是ＯＭＡ的合作伙伴之一）。

  “通过轨道连接，将来从一座城市的中心到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只需要１５分钟。深港双城关系如此令人神往的未来，加上巧合地在水晶岛、西九龙以及深交所项目上同时介入，给了我们统筹考虑两个城市重要地点规划设计的机缘，以及如何去整合这两个城市重要资源的机会”，奥雷解释道：“因此水晶岛项目绝不仅仅是城市新中心、城市坐标原点或者是为市民中心广场设计一个地标而已，必须从包括珠三角以及香港这样一个更宏观的视野考虑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呼应关系。”

  灵 感

  “考虑到深圳作为世界上最年轻、发展最快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未来发展应以创意产业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工具。去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设计之都’称号无疑是城市新的定位、目标和挑战，它把深圳放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之中，同时进一步体现了深圳对未来的展望和雄心。市民中心广场２０公顷地面，正有一种成为城市创意设计中心的潜力。”奥雷将话题引向核心，“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构建活动空间及综合性设施，使得这里能够成为集中现有城市设计资源，更好地进行展示、碰撞与交流的创意基地，成为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更好的出发点之一。”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将使市民中心广场将来有更多充满文化含量的活动，成为城市中心富有活力的广场。这也是ＯＭＡ＋ＵＲＢＡＮＵＳ联合体方案对地面广场景观设计、地下连接以及地上标志物三个问题的回答。“城市除了硬件之外，还需要精神文化内涵。城市中央的这个创意空间是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奥雷称，深圳是一座有无穷潜力的城市，“我们愿与深圳一起挖掘潜力。”

端午节去广州美术馆看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入口大厅的一个作品是满墙的《人民画报》的封面，有几百幅吧，很有历史感。还有五十个汶川人的震后自拍的影像，来自柬埔寨监狱死囚的肖像都颇为震撼。被忽视的摄影家庄学本的几十年摄影作品特展让人感动。

摄影在记录城市和生活方面确实有巨大的作用。在当代，数码影像的产生数量应该是以亿为基数的。此届摄影双年展中许多作品以记录的方式进行了批判式的艺术表达。在二楼有一组杨铁军的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作品有九幅，所拍摄的都是美国华盛顿首府国会大厦的侏儒版的中国地方政府办公楼。我觉得有必要费些字符把它们罗列在此。它们分别是：萍乡市安源区政府、温岭市玉环县法院、九江市法院、娄底市政府、阜阳颖泉区政府、南京雨花区政府、厦门同安区政府、上海闵行区法院、重庆市法院。其实，在美术馆附近就有一个实物样板--番禺的丽江明珠，不过它是个娱乐性建筑而已。相信同样的政府建筑在祖国大地上是以数十倍计的。当这些妄自尊大的权力之所被以影像的形式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讽刺喜剧式的效果，先是忍俊不住，而后又哭笑不得。当然比起重庆黄金镇天安门式办公楼的土皇帝品味，这没准还算进步了些，然而这种对权力欲望的愚昧表达和崇洋媚外心态的怪胎式结合，的确成就了当代中国一道特别的西洋景。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从古典建筑的设计原理角度去评论这几个伪劣仿冒建筑的比例如何不对，尺度如何不好，设计元素运用上如何张冠李戴。因为无论如何只是好一点的赝品和拙劣的赝品之别，其根本就是坏的。这种对内威严专横对外尽显殖民地心态的“欧陆风情”形象应当受到社会的共同抵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这种文化和社会意识混乱的状态却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时代的副产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城市实际上是非常讲究等级和统一的。中轴线，大广场多是为宣示宗教王权的尊严而设立的。在清王朝之前的中国，盖房子是要遵守礼制的。比如只有皇家有关的重要建筑物才允许用黄琉璃瓦屋顶；最高级别的屋顶形式是四面坡的庑殿式，不可以随便使用。建筑的开间皇室最高级别是九开间，大臣按级别只能建七开间或五开间的房子，等等，如有违反就是“越制”，是要被杀头的。

如今文明进步了，平等与自由的社会趋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各种各样的“礼崩乐坏”的现象都出现了。这些“越制”的地方政府建筑无人限制，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在面积上超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广场了。作为现代建筑师，我无意维护礼制建筑原则。但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设计原则，对合宜的空间尺度的认知和把握还是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

去年5月，我们与万科合作的“土楼公舍”在广州南海悄然建成，它是一个以闽粤土楼民居为蓝本的现代廉租房。在广佛高速的起点附近，一座六层72米直径的圆楼被统一的混凝土花格包裹起来，圆楼平面布局采用内外两层单廊，外圆内方，产生出5个内院。显得十分特别。

这个建筑在建成之后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很大关注。特别的形式还在于次，注意点多集中在几点：一是私人开发商介入社会住宅的建设的方式和意义；二是传统民居形式和现代居住建筑的传承关系；三是这个设计做为一个实用的廉租房，它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如何。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是廉租房，为什么做得这么特别？说白了，干嘛要做得这么好看。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形式和视觉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土楼公舍在形式上脱离了现今城市的定式。产生这个形式的代价仅仅是建筑师的大量设计投入，而建造成本却与其它住宅无二。而住宅设计的定式则是二十多年来大批建筑师和开发商发展出来的，已经被市场所确认和大众接受的一种住宅模式，比如封闭小区，一梯N户的单元楼，小区内部花园和会所。还有大阳台落地窗，很多很多。它成为一种行业标准和大众的惯性思维。没有人在意这种封闭的都市壁垒对城市的负面影响，也没有人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在单元楼的松散冷漠的邻里关系里成长的状态。

土楼公舍采用一种另类的解决方法在试图证明，住宅形式还可以有其它的可能性。定式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惯性思维，但不代表真理。创意的过程就是打破定式的一个过程。其实住宅格局的变化带来的空间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活方式交往模式和社区文化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设计同时能够带来居住空间质量的很大提升。这便是土楼公舍的实验性意义所在。

《深圳商报》A10版 “文化广场-万象”专栏 2009.5.28

月初在泰国建筑师年会论坛上，我和其他几位演讲人都被问到如何处理风水和建筑的话题。

我实在想绕过这个陷阱。不过我想想还是照实回答：风水这事儿在没有被科学证实或否定之前对于客户（我们称为甲方）提出的风水要求，我表示予以尊重。前提是不能从根本上违背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如果实在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很可能会选择放弃项目。

另一位讲演人是马来西亚的年青海归建筑师。他说的就比较绝：“如果客户要讲究风水，那好，我会要求在设计开始之前，让客户的风水大师编一个完全的风水执行手册，从主卧室的方位，到儿童房的布置，每一样都规定好，然后我再开始。一旦开始设计，对不起，没得改了。”

显然这个对策还是很不友善的，其实我们在华语文化圈里生存的建筑师都知道风水不是好玩的。处在靠近中华文化中心位置的我相比就显得局促。而处在这个文化外围的西方建筑师们则就很放得开了。第三位讲演人就是来自欧洲的一个有潜力成为未来国际建筑界的领军人物的BIG公司的一号人物BI。他最近介入了不少中国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人”字大厦。就是一个200多米高的“人”字形立面的超高层建筑。看的出BI本人很得意于这个概念。他更得意的是开始解释这个建筑实际上运用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符号象征，好像这样就很中国很东方了。这真令我大跌眼镜。不管这年轻人是否真诚，这么干实在是不高明。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但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都很不东方，也很不建筑。

好多人形容中国文化就像是一个大酱缸，掉进去就会被从心里染透。其实是说我们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且很大程度上自成体系，与西化的现代文明还是有相当差异，一旦沉浸其中，其魅力便使任何人都不能自拔。第一代海归代表梁思成挺身拯救中国古建筑免于失传，而自己从此也奉献一生。近现代中国建筑师一直在现代建筑与民族形式之间苦寻出路。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前辈同代的优秀建筑人才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他们从正统的儒释道开始玩阴阳八卦五行气韵书法到风水，一会儿形似一会儿神似的。可就是难以与现代的技术生活和审美有比较好的契合，更不用讲体现现代精神了。所以当现代建筑遇到风水定然会水土不服的。

曼谷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现代主义的城市。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六七十年代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建筑外立面通常挂着简洁规则的混凝土格栅的遮阳板。这样的做法非常适合热带气候，节能效率很高。外遮阳版仍然是被建筑节能专家首推的建筑节能措施。然而这种简单有效的设计手段在深圳不很流行，同样在曼谷新建的一批现代建筑里也几乎看不到用遮阳的了。美国式的现代主义风格横扫世界，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失掉了很多东西，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我完成了一日读城的陆上行程，被那个快把我颠散架了的摩的司机卖猪仔给了一个游船码头，好在坐上的机动舢舨还很有泰国风情，就此开始下半段的运河之旅。

船至河中，两岸望去，发现原来曼谷是一座滨水城市。它坐落在湄南河的入海口，与广州实有一比。过去的曼谷水网纵横，舟楫穿梭的水城，被称为“东方威尼斯”。而近几十年城市发展的结果使大量的水道被填成马路。昔日的水城已成记忆。我不禁想起我们中国也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结局怎么如此的相似。

从主河道转入运河，看到两侧的房屋比上午看到的街区要破败很多，河水出现了非常熟悉的异味，那是流向深圳湾的十几条河常有的气味。河面上漂浮着垃圾，水已经变成灰黑色。两岸一个挨一个的下水道出口和小水渠吐着废水。显然这些废水是没有被处理过就直接排入运河了。终于，我看到了另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一个小河沟里淌出来的是墨一样黑的废水…

这样一条美丽的河，高山雨林里流出来清澈的水到了这里，本来应该是一样清澈舒缓地流向海湾，两岸有滨水公园、公共设施商业街和高档住宅。然而现在的河却成了城市的污水下水道。看着岸边黑污的沉淀物，就知道河流的清污治理绝非易事。不解决这百万人口的污水处理，其它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曼谷和深圳不是姐妹城市，但他们实在是一对饱受污染之苦的难兄难弟。现在生活亚洲城市的人们是否最终会失去城市生存能力了呢？很显然，我们很多同胞还没有学会在大城市中生存。可喜的是深圳市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河道治理了。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从人的角度看，同样是自由的飞，当蜜蜂还是比做苍蝇更可爱些。只可惜，城市人活得愈来愈接近苍蝇和它的前身了。

五一期间从曼谷参加泰国建筑师年会的国际论坛活动刚刚回来。趁着记忆的鲜活劲儿，记录一下我最深的感受。

我一直有一个猜断，即全球化和城市化给亚洲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型城市带来的机会和问题是有普遍性的。这次应泰国建筑师学会邀请讲演，在确定讲演内容的时候，我便产生一个想法，即将来有机会去每个国外城市，特别是上述城市的时候都安排一个一天的时间，以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眼睛对这个城市进行快速阅读。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和问题。于是我便安排提前两天到达曼谷进行我的第一次快餐式城市阅读。

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开始进行路径研究。当然最好的手段就是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做功课了。热情好客的泰国同行给我安排了曼谷商业中心区的豪华酒店。我发现这个建筑在谷歌地球上刚刚出地面不久。我才依稀辨出，这个地区就是我四年前第一次来曼谷时活动的区域。我可以清晰地记得我当时从酒店的窗户中看到这个酒店商业群的建设。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判断出我原来住过的酒店是哪一个了。

然而一个建筑群的出现并不能足以让我对曼谷城市出现再次完全陌生的状态。我发现了一条巨无霸式的多层城市高架轻轨横架在了我曾经感觉相当宽敞的马路上。整个城市景象随之彻底改变了。人们都说如果两年不来深圳就会不认识这个城市了，在曼谷我也目睹了它和深圳一样的戏剧性改变，出现和广州一样的城市景象。在长期高度拥堵的交通压力下，城市不得不采取高架交通的解决方式。这剂猛药能有多长时效，有待时间考察。

从谷歌上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别的现象。除了我所在的CBD区外，大部分的城市肌理都是与我们的城中村和北京老胡同的建筑群尺度相近。而且是全部覆盖式的，没有任何形式的开放空间或公园绿地掺杂其中，呈现出城市无序发散现象的典型特征。

第二天，我出门包了一辆当地称为“突突车”的三轮摩的一头扎进小街巷的丛林里。我的判断得到了印证，看到了熟悉的景象：深圳的城中村的模式，北京胡同，上海里弄的尺度都在此重现。小型街道的尺度，底层商业，普通人安静悠闲的生活状态与我住的CBD区域有着巨大的反差。同时这种铺天盖地的建筑方法却使得街道成为唯一的公共交往空间。极度的单一性最终会严重限制城市活力的持续产生。这种基本的城市模式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生长的一种本源性的基因，另一方面比对出人类在自身能力的不同状态下对城市发展无意识的自我强暴行为的程度。这一切都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

我们的亚洲城市走向现代文明的忧思有没有？是什么？

4月下旬，我应邀到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作一个讲座。我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办法看看周围的有名的建筑，而普渡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值得一看的建筑。接待我的尹教授在交谈中告诉我这附近有一栋赖特设计的住宅可以看看。不时我们便开车前往。

（Frank Lloyd Wright,1869-1959）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上个世纪美国本土成长出来的一位最重要的现代建筑师。他独树一帜和鼓吹美国风格的实践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受到追捧。1950年代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Fountainhead》的主角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留下来200多座建筑作品多被列为历史保护建筑。这种待遇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赖特的代表作品就是落水别墅。而他在住宅的设计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的住宅风格强调水平线条，平缓的屋顶以及流通的室内空间，名为“草原住宅”，是赖特追求田园浪漫主义的经典。后来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赖特开始倡导所谓“美国风”，致力于开发一套住宅语言来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能力，同时也能坚持与自然协调的原则。后期的住宅多数属于这个风格。

我们找到那个住宅的入口,看到一片树林中几条绿色的线条若隐若现。那是铜檐口，美国风典型的手法。走到门口，遇见一位耄耋老者倚杖而行。上前打问，原来他就是建筑的原始主人约翰·克里斯汀教授。知道我们的来意，老人很热情地把我们引到室内，坐下聊了起来。

1950年，克里斯汀夫妇找到赖特，请他给他们设计一栋住宅。赖特的设计拖了几年才最后定稿，于1956年建成。克里斯汀这一住就是50多年。他是普渡大学的退休化学教授，妻子已不在人世。现在这栋房子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小博物馆。令人惊异的是，室内的一切都保持了原始设计的一切，包括家具和地毯等织物，成了赖特设计的活标本。里面的陈设也都参照赖特的设计风格配置。这一切都是主人亲自处理，他告诉我们，这栋住宅已经列入州历史文化保护名录。住宅每天向公众开放，有志愿者讲解。而且像他这样的原始主人已经不多了。言语之中，对赖特设计的热爱和自豪溢于言表。

离开住宅时，我很诚挚地向这位老者道谢。他没有拒绝我的访问，也没有照常规收费。他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一文化遗产，尽管这个建筑只是诸多相同风格赖特作品中普通的一个。他是许许多多建筑文化的志愿传播者。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是有厚度的。我也一直期望着我们的社会也能涌现一批克里斯汀这样的理解和爱护建筑文化的业余爱好者和传播者。

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人相信都会被孟买的贫民窟中破烂的棚户，肮脏的街道，拥挤不堪的生活场景所震撼。如果告诉你世界上生活在这样条件下的人是以亿来计数的，你又做何感想呢？

听在美国的朋友讲，很多旅美的印度移民对此片大为不满。这种不愿揭烂疮疤的心态和我们中国人挺像。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孟买是印度的上海，这里有55%的人口生活在占城市面积6%的贫民窟里。实际上孟买的贫民窟还不是最大的。在南美和非洲有更大规模的贫民窟存在。我去巴西最漂亮的海滨城市里约热内卢看到了漫山遍野的贫民窟。我被告知那里的棚户都是非正规搭建的，没有市政配套，电是偷来的。大部分居民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内部的人带是不敢进去的。就便如此，它仍不在大型贫民窟的名录里。

贫民窟的英文说法很多，Slum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本来是指一个本来不错的城市区域衰败后成为城市底层人群的聚居场所。从最初工业革命时期狄更斯笔下的英国贫民窟到现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贫民区都是典型。后来词义扩展为包括发展中国家普遍的非正规搭建房屋而形成的贫民居住区。

所幸，中国还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贫民窟存在。1950年代，中国也拍过一部影片叫《龙须沟》，讲的就是北京城里的贫民窟生活和在解放后改造的故事。在如今资本化的中国，一度绝迹的黄赌毒死灰复燃，贫民窟现象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也具备了条件。身为移民城市的深圳显然是最有潜质的。那么我们的深圳有没有贫民窟呢？其实有，但规模非常之小。笔者几年前在西丽靠近二线的区域见到过标准的贫民窟，用废弃材料搭建的简陋的棚户，居民以捡垃圾和养猪为业。规模少于百人。

那么城中村呢？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城中村远不是贫民窟，尽管它呈现一些类似的不良品质。城中村具备一种相当健康的自发性发展的城市特质，其活力超过了大部分正规的居住区。简单地分析原因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其产权的明确归属和一定的行政管辖体系使得所有者有保持和改善环境条件的意愿；二是居住者有大部分尚属流动性的临时人口，他们有内地家乡做最后的退避居所，使得城中村成为了低收入新移民的适宜居所。

有关部门和公众曾经将城中村视为城市毒瘤而期望将其荡平。然而这触及了一个国际性的敏感话题：它有驱赶贫民的性质。联合国人居委员会的改进贫民窟的计划就被质疑会成为地方政府驱赶贫民的借口。就深圳而言，拆除式改造城中村会造成几十万人口的驱赶结果，反而有可能在郊区形成标准的贫民窟。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不破坏现有的机制而不让它们有机会沦落。同时改造市政设施，使其不成为城市污染源并消除火灾隐患。将其纳入城市管理系统，遏制不良现象的滋生。能如此做到，联合国就该授给深圳一块人居的大奖牌。

下图：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