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共生”的主题之下，本届深双是寻找新的理论、新的实验和新的实践模式的平台，是注重“发现”而非预先设定的交流空间，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双年展。
本届深双总策展人之一侯瀚如曾在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策划过“三角洲实验室”的系列活动，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学者针对珠三角和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讨和开放式交流。本届深双的另外两位总策展人刘晓都和孟岩当时也曾参与其中。以“实验室”作为2017UABB“城市共生”策展系列活动的命名，就是对这一段特殊历史的致敬。同时，本届深双因场地的特殊性变得十分复杂和不确定，且拥有不断变化的可能，因此其过程本身就如同一场实验。
本次“共生实验室”的活动不是一个论坛，而是一个工作场，主要从主题的深入阐释、内容的内在逻辑、展览的视觉呈现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交流，是本届双年展策展开放过程的一部分。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内具有丰富经验的策展人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一系列命题，包括：如何为城中村现场量身定做一届双年展？如何突出展览内容的在地性，以日常生活熟悉的主题为切入点，对城中村进行深入探索和反思？如何为公众呈现一个既充满未来想象又直面生活现实的展览现场？如何从呈现方式、大众导览、公众教育及村民参与等各个角度，最大程度地调动公众对于双年展和城市议题的关注与参与？
“共生实验室”第一次开放日活动于2017年5月19日进行，场地为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都市实践E6空间，分作上午、下午两场，其中上午场主要讨论与城中村活动相关的议题（不对公众开放），下午主要进行与展览主题“城市共生”相关的各项讨论（对公众开放）。
学术主持：
刘晓都，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总策展人，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孟岩，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总策展人，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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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论坛：特别活动讨论（内部论坛，未对公众开放）
嘉宾：
冯宇，影展策展人
孟丹峰，戏剧编剧、演员、导演
王宏伟，电影创作人，影展策展人
杨阡，自由艺术家，深圳市胖鸟剧坊艺术总监
策展团队：
程亚妮，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助理策展人，2017年前海规划建筑周执行策展人
吴然，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助理策展人，URBANUS都市实践研究部总监
在上午的特别活动讨论中，总策展人刘晓都、孟岩邀请了影视界、戏剧届的四位嘉宾，就本届双年展如何在城中村展开演艺创作进行了讨论。孟岩介绍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与板块（链接：新闻发布会推送），并讲解了“共生实验室”的由来。对于如何在城中村开展活动，他抛出了一个棘手却关键的问题：村民如何动员？孟岩表示，这届深双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即：南头古城是深圳悠久历史的见证，在全国城市似乎只有一种模式的状况下，它可能成为一个另类的活的样本。
电影创作人、策展人王宏伟在讨论中表示，在双年展中进行的影像项目将包括放映和拍摄两部分。在选择拍摄团队时，他考虑了多个专业和多种不同身份混搭的组合，以保证叙述角度多样性，最终的影片将以档案形式扩宽双年展的信息渠道。
影展策展人冯宇认为电影可以是一种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考，本届深双的影视创作要避免与当地产生距离感，同时也要加入不同时空与当下发展阶段的对照，拍摄和放映都是与当地交流互动的过程。
戏剧编剧、演员、导演孟丹峰认为在城中村进行的双年展中，戏剧创作的侧重点不在于梳理历史，而应当梳理本地人的故事，且提出问题。
自由艺术家，深圳本地的胖鸟剧团艺术总监杨阡则探讨了如何建立演艺与村民之间沟通的问题，他提议以“城中村写作”的形式介入，邀请作家为城中村创作诗歌和文章，再请村民、演员朗读剧本，营造轻快交流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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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论坛：展览主题与策展讨论（对公众开放）
嘉宾：
冯路，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冯原，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珩，香港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创建人/主持建筑师，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15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策展人
史建，学者、建筑评论家、策展人、出版人，深圳市有方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
张捍平，ADA研究中心世界聚落文化研究所主持人
张宇星，深圳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
策展团队：
朱晔，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联合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建筑研究中心副主任，嗯工作室合伙人
尹毓俊，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助理策展人，普集建筑（PAO）联合创始人
程亚妮，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助理策展人，2017年前海规划建筑周执行策展人
吴然，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助理策展人，URBANUS都市实践研究部总监
下午的公开论坛由总策展人孟岩首先对本届双年展的特点、主题、板块和展场分布做了详细的阐述，嘉宾们则对上述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届展览共有“世界∣南方”“都市∣村庄”“艺术造城”三大板块。嘉宾下午的讨论首先从“世界聚落”开始，进而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对城中村的特征及其机制，南方的差异的现代性，及本届深双的展览设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下列论坛发言依据现场录音进行摘要和整理，未经各位嘉宾校对，仅供读者朋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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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从“世界聚落”到“集体违章”
张捍平：“世界聚落”这个板块是由王昀老师负责的，我最近在和王老师一起做对传统聚落的研究。目前是希望从两个方面来呈现这部分内容：首先是以历史的角度，对世界范围的传统聚落，包括更宏观的人类聚集地，以时间轴的形式进行图景呈现；第二部分是对世界聚落包括全世界的村落、城市、城中村等人类聚集状态的丰富性进行展示。我们板块希望通过抽离的状态，从更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城中村现象与现状，希望通过远距离观察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后面的展览提供更好的背景。
史建：聚落跟乡村有更大的关系，研究是相对静态的。前年有本书叫《落脚城市》，是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的：不管是城中村也好，城市衰落区也好，书里把这些城市区域重新定义了。这些区域里面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外来人口来到后，要通过在这些地方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学习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市民。聚落是一个更基础的东西，但是聚落跟城中村之间要有一个新的融合。在普遍的城市化过程中，深圳的问题是城中村的问题，但上海北京不是这样的问题，北京有四合院，上海有里弄，它们都是城市所产生的新的空间环境，在不同城市表现的形式不一样。
孟岩：我们不要假设双年展在城中村里，就是城中村的双年展。从展览的叙事上看，城中村是话事的起点，展览会用更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也给城中村本身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定位，到底这件事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在现代，这是很不清晰的，所以城中村话题的格局会更大。在这个展览里面，它是很多展览的重叠。板块策展人可以各做各的，每一个部分不要趋同，也不要去迎合，我们策展团队在中间协调。这样的话整个展览会更好看，冲突会明显一些。
刘珩：我觉得聚落算是静态的，落脚城市这个词会更准确些，因为它本身的大背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板块确实应该加上一些当代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变化，就有点像变异。在不断变异的情况下，落脚的环境会促使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发生，这些东西更有生活特色，展示起来也更有现实性。
张宇星：城中村是在全球化新的生产消费链条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地理学。城中村不是具像的村落，我认为它应该叫异端：它没有方向，它是一个抽象的点，只是恰恰在深圳而已。在非洲，在任何一个地方“城中村”都可以落下来。这个点可以联系起世界所有的流动，比如产品流、信息流，这些流聚集到一个点，就像一个癌症细胞一样，突然空降下来，跑到那个点进行孵化，就产生了城中村。城中村要研究全球所有产品的流动信息，所有跟生产消费相关的流动如何在城中村汇聚，因为这些流的汇聚才使得城中村成为一个全新的地点。
城中村的“流”是因为它的密度，不是人的密度，而是抽象“流”的密度。城中村是空间流动的聚落，是信息的聚落，是产品的聚落。这种聚落一旦形成，它的能量一集中，相应的人和行为都附载在了上面。所以城中村的聚集跟传统聚落完全不一样：传统聚落和现在的城市是一个原理，它们都是通过正规体系建构起来的，没有超越体系之上的力量；而城中村的机制是世界性的，是在全球化新的抽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特殊地点，这个地点是具有超越性的。
我们“世界︱南方”板块的副题是“影响与抵抗”。城中村为什么能抵抗？因为有很重要的体制因素在里面：集体化的体制和管理，加上深圳比较包容，就产生了集体化违章。这种违章不是表面上的违法乱纪，而是在集体名义之下对整个体系的违章。我们现在常常讨论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抵抗，而城中村的经验是值得推广的。一切集体化的空间，像上海工农新村都是有价值的，它们就是一种中坚力量，这种力量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靠个体私有化是不可能跟私有化体制进行竞争的，完全公有化体制也很难竞争，所以这种中间状态是很好的抵抗方式。
孟岩：城中村是个特区，我们今天的介入城中村，很多东西在城中村范围之外是很难做到的。我希望我们这个共生实验室，到最后应该有个宣言式的东西。这种集体违章，就是制订特殊的规则。城中村看似是无规则，其实是有规则的，我们只是把这些潜规则现在变成显规则，最后在这里成了城市实验。我们在城中村做展览，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说要简单地保护这个城中村，而是在讨论关乎未来的话题。如果我们在城市里保留一些实验区，这些小的特区，未来可能是有希望的。
刘晓都：从落脚城市到集体违章，一方面是形态学的研究，一方面是空间社会学的研究。我们从社会发生机制去看待城中村，它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这里面会有很多可以挖掘。例如四合院从一个官方正式的空间，因为历史原因演变成大杂院；工农新村本来是大家分配好的，规规矩矩的，却因为私有逐渐地演变成了混居的杂院；城中村本来也是这样，一家人住着两层三层小房子，旁边还有小院子，内爆式的城市化过程中长成了现在这种形态。它们都是向着混杂的方向去演变，这和其背后的空间生成机制有很强的关联性。只要有一个历史的契机，它就会影响社会空间并使其变化，这种变化的共性是应该去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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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南方的差异的现代性
刘晓都：这届深双“世界｜南方”板块有一个很重要主题是“客家、岭南和深圳”。南方这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深双方面上届刘珩他们在谈，2009年第三届出版了《南方以南》也用了这个词。这次我们想更多地去探讨深圳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现象，它怎么出现在岭南这样的文化圈里面，这和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又有何关联？我们也想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它跟客家之间的关系。深圳之所以能生成，和城中村的发生与涌现有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因为它可讨论和延展的话题特别多。这里面还会有一些话题，稍微往上再有一层主题为“南方｜南方”，我们想比对和深圳、岭南比较接近的地理层，讨论相较于“北方”的政治经济及地理作用下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就像刚才孟岩说的一样，我们不认为本届深双仅是一个讨论城中村的双年展。它是从城中村出发去谈论更大的话题。
刘珩：南方这个课题其实有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2015年的深双，我们的论坛叫《再南方》，代表了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我们本来就在南方，我们的建筑实践是基于这个地域的实践，它区别于北方的明显特征是由气候带来的一切可能性；第二个“再”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之后，再谈地域性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的地域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潜意识，即南方永远是我们潜意识的一个家园，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力的呈现，然后通过我们的建筑实践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再谈南方的时候，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务实的行动，它更应该和空间实践能够结合在一起。这种空间实践既反映了南方的生猛和淡定，但同时又体现出务实的一面。务实不一定是实践，它融入了南方的生活方式。所以如何把这样的潜意识、想象和空间实践、以及生活方式和场所之间的互动行动够付诸于这次的展览，可能会最贴近于南方的个性。
张宇星：我刚刚说到集体违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深圳的包容，这就跟岭南客家关联上了。为什么包容？因为我们离中央比较远，它们和城中村问题是关联的，这就串上了，这个逻辑就对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南方是相对南方，它实际上是政治边缘跟中心的关系，它不是绝对的南方，心目中的南方可能是一种离权力中心距离较远地方，受到的管控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这才有我前面所说集体违章的条件，也造就了客家岭南的自由生长。展览的副标题写得很好——差异的现代性——这点出了刚才的话题。
孟岩：我们为什么说南方板块很重要，一方面是它的背景，另一方面它其实是在问问题，也是在挑战一些观念。我记得很早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深圳这个城市很不南方，其实很像北京。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北京人。深圳的整个规划、结构，当时确实是一堆北方人来做的，是一种输出的城市格局，但它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实现。恰恰在这个大的理性格局里面，又有一些像今天的城中村，类似自发特区的存在。这种北方的理性规划加上南方的自由生长，形成了这种冲突，它是碰撞出来的，很火爆。所以南方这个板块，展览应该做得更生猛一点，跳出规范的东西多一点。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今天你看深圳仍然运用着我们所谓的主流模式。罗湖仍然在修七八百米五六百米的高楼，但这真的是深圳的未来吗？比如今天的旧改，其实并没有找到一种未来的模式。所以站在城中村的视角去看，或许可以颠覆这种东西。
刘珩：星星之火好像大多数都是在南方启动的，但燎原都是在北方。如何再点燃南方的星星之火，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尝试，而且这个尝试有点颠覆性，才会有这种特质。上一届冯原的参展作品《富贵建筑学》就是摸拟各种南方民间的建筑样式，放在金鱼缸里面，放了水，放了很多金鱼，看金鱼活几天，加上南方风水的概念，我觉得这种混搭的劲就很南方。南方的东西是干货，但同时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特别激励的，同时有湿漉漉的感觉。作为建筑师看艺术家做建筑创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精英式的感觉。是否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过程，如何放下精英的姿态，能够植地于南方的创作。当然还有现代性的问题，即特别明确的地域性南方的创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碰撞，都很南方，这么多不同的南方形式，是由它自由碰撞，还是给它一个线索？
孟岩：我同意你的说法，你是精英就是精英，也不要装着不是精英。这个展览里有精英的，也有特别接地气的。
张宇星：这和下面的话题有关，就是杂糅和共生。南方之所以成为南方，是因为南方允许北方与它杂交，北方之所以成为北方，是因为北方不允许南方跟它杂交。南方愿意接受东南西北来跟它进行杂糅，形成一个异构，因为杂糅以后才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生物，北方强调我不能，所以只能成为北方。我觉得这就说明了实际上它就是关系，我对另外一种生物的关系。
史建：我们现在说的南方，更多的是珠三角东边这块，就是珠江东边深圳东莞这边。但往西边看，这比南方和北方的差距还大，比如珠海。珠三角东边和西边的人口规模和GDP基本上是八倍以上的差距。而改革开放之初，两边的规模发展还差不多。
刘珩：史老师谈的问题，也是一种潜意识的南方跟北方。南方更代表着一种落后的不健全的方向，而北方是先进的。所以我们讲深圳也好，东莞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世界工厂。在某种意义上，深圳是北方的城市，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界面在里面，它跟南方融合的情况下，北方的更强势造就了今天的深圳。珠海相反，它的其他因素更弱，但弱的局面很快就会被打破，因为2017年珠港澳桥建立起来，整个经济版图又会发生变化。动态地去看珠三角的东南西北，问题都是一样的。现在把南方作为一个对抗的策略和切入点，如何保证我们介入到这样动态的问题里面，去找到自己的目标，也许这个事可能更有意义。
冯路：这次主题的中英文对照也特别有意思，中文是共生，但英文是Difference，没有Difference你共什么生？所以对我来说，我们谈共生其实就是谈Difference，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当代多样化，所谓多元，这个词到底怎么谈？或者怎么样有效？城市空间的差异化，有两种差异化，一种差异化是虚假的差异化，就像我们现在说产品供给我们多元选择，这种选择是虚假的选择，最后你发现，好像一百个品牌可以选，最后链接实际上就是五个大企业垄断了所有的东西，这就是种虚假的差异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它制造了一种消费上的虚假繁荣，让你觉得人很自由，但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消费链条上待着。然后另外一种更真实的差异化，就是它是真正的不一样的多样性。所以要讨论这种区别的话，讨论南方可能就会放细一点。
前面我们说北方南方，习惯了这种大的东西，但很容易掉入一种宏观叙事。但比如说南方是不是这个词本身也可以去媚，或者也可以更精细化。当我们讨论南方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划分，包括我们要连接现实，南方确实会成为一种文化身份。如果说南方是作为一种对抗全球化，或者对抗自现代主义以来的一种机械式标准的城市规划方式的话，那它的有效到底在哪里？不同地方用南方这个资源作为抵抗的话，它的有效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中国有两个南方作为文化身份是大家认可的，一个是江南，一个是岭南。从大的文化系统上，我们没有江北这个概念，只有江南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南方一定是单一中心王朝之下的名词，一定是远于中央的，由此滋生了大量民间文化去对抗北方的东西。上海很多建筑师多多少少有江南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如何获得差异性或个人性去对抗标准化的生产，它的有效性在哪？这可能会带入一种更精细化的讨论。
这次深双我觉得城中村的点选得特别好，它确实有太多事情叠加在里面，它确实有城市和乡村的问题，然后它又在南方，再加上自己岭南传统的东西。深圳在南方，但又像个北方的飞地，作为一个偶然政治决策的结果，它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张力。城中村是一种空间生产机制，它并没有更多的文化属性，它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异托邦。在城市化的当代语境下，乡村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乌托邦的化身，大家对城市已经烦透了，而城中村则更像异托邦，这就是一个差异化的好东西。作为展厅的厂房是标准作坊，因为厂房是现代的产物，是现代生产空间的反映，它符合科学化规划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面，如何呈现我们说的差异，或者说真正的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展览空间的设计可能要在这方面去考虑这些事情，即如何在一种标准化的空间的格局下面，呈现不一样的事情。
孟岩：对展览本身的建议，如何精细化以及展览的呈现，我们还是很期待的。这次双年展的主展场主要是在厂房，但它实际上是很小的厂房，三个厂房加一块就相当于去年双年展一个厂房的面积，而且还不一定有那么大。实际上这次深双会是比较挤的展览，很南方、很拥挤，也会很复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好事。在城中村里做展览，还希望当地人觉得这事很好玩，不一定百分之百都看明白。南方板块我们还是希望它的呈现要更丰富，像处理空间和叙事的方式，以及情景化的东西，能更南方一点。
冯原：刚才两位的对话其实已经可以把话题扯出来了，我想南方其实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我们称之为对象层，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地方，是本土的；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话语层，也就是说南方成为一种认识的结果，是要靠话语进行转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针对南方的话语并非属于南方。我们可以回到岭南：岭南作为一个地理和地缘空间，当然有漫长的历史；但它作为话语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大约就是一百年左右。岭南这个话题是清末民初之后，由一群外地的知识分子发起的讨论。所以我们联想一个更广阔的结构，就是20世纪以来的发展结构。
不光岭南具有这样的特征，从对象层和话语层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在地的生活者和被观察者，而另一种叫观察者或知道者。后者把他们扩张的世界变成一个对象世界，前者的世界则被观察被记录，但他们不知道自己被观察被记录。这并不代表那个被观察被记录的世界没文化，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南方，在非常丰富的文化里生活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文化，也并不知道这种文化是可以被讨论的，他们缺乏自身的理解自觉。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的一部分。就像今天当我们介入到农村做乡建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又承担了西方早期殖民者的职能：我们带来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手段，我们把乡民们记录和考证的结果拉到展览里面来，形成我们知道世界里的成果。而这两者的关系依然存在，这并不仅是我们需要在深双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结构性问题。我们对于身处的这个知道的世界必须警惕，我们必须判断观察结果和对象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南方和城中村问题的讨论，来预判今年发生在深双上的研究，这样的对位关系与后果同样会浮现出来，并成为我们深入挖掘的话题。
今天在座很多人的身份，包括每个人跟深圳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以及深圳这个地方跟全球化的关系，都可以构成我们今天讨论的何为南方，或者南方是如何被各种不同的话题所建构的系列问题。如果我参与到深双的这个事情的话，我就想抓住这个关系的视角：自觉和不自觉的、拥有先进技术话语的与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又不知道自己是观察对象的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广东、在深圳都非常典型。
所以最后我想借我们中大历史学家刘志伟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知道在中华帝国和南方南洋诸岛中间还有一个帝国，叫闽粤。这个帝国其实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大陆之内划分出的福建、广东两省，它们又分裂或者繁殖出来一个海外的闽粤。我问刘老师他们为什么没有帝国，他说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即：他们似乎缺乏建立帝国的那么一种野心或者是技术，也就是话语。他们从事着各种商业，然而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在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帝国之中是缺位的。这个缺位就要回到为什么中华帝国是在北方南方关系中形成的，就要回到广东这个省如何建立跟北方中心的关系上来。这种关系叫做“皇家民间双重性”。自明清以来，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开发，其实都本着两重性而行：一方面要进入到国家皇家的意识形态，要成为儒家统治系统的组成部分，从潮汕到广东无一不说自己是孔子传人，他们都迫切地进入正统；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相互之间的博弈和压制中，饱有着丰富的自身特征。所以我觉得皇家民间双重性可以很好地解释明清以来珠三角的发展。
至于海外关系，为什么总是他者在讨论在地的南方，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想象和可能性，我想这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在非常有在地性的南头古村进行展览，我一定愿意把这个地方放在三百到四百年的历史中进行讨论，让它获得相对丰满的呈现。当然我认为双年展不一定要让别人看得懂，双年展一定要敏锐地呈现问题，而且不需要提供标准化的答案。至于看得懂看不懂，那就留给观众吧。
观众（任珏）：我是人类学背景，现在在深圳做城市规划的博士后。刚刚谈南方，我看大家有个阶段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大家都在说自己看到的某一个片断，是斑斓的，但没有形成整体。我们都在引导怎么样建构与深圳主体的城市身份或者城市性格的进程。双年展本身也是这样一种很强自我反思的过程，只是建筑师和规划师慢慢走到个人身份的反思。我现在想有可能参与展览的方向可能是用文化历程的概念，由不同的时间脉络叠加在一起。如果是从文化的侧面去看的话，就相对比较清晰。因为在不同的时间脉络空间脉络里是三维立体式的纵深展开。无非就是我们在这个议程里怎么把城中村的文化历程打开，剖开，让大家像看万花筒一样，在清晰的脉络里，无论是时间纵轴还是文化横轴，都可以清晰地去判断认知，看到这个脉络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展览是否可以用这种文化考古的思路，把不同历程里面的东西给梳理出来。这样的话每个历程所联系到个体生命的故事都能呈现，城中村本身就是一个外来者跟本地人智慧共生的一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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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展览的介入和呈现方式
孟岩：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对展览不同的介入和呈现方式。杜鹃也跟我交流了，她说双年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觉得这事可能是好事，但可能也不一定是好。我们动员一下房价就上来了。所以这个身份，这个观察者应以什么样的立场，有多大的介入，有很多复杂的话题，我们也特别希望听到。展览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各方面都满意这个不好打包票，但至少我们会有更多的视角。
张宇星：先回应刚才冯原老师说的文化反身性，我认为这种反身性在任何地方都存在。观察的东西基本上必然受观察的影响，而且这个过程是永恒的，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这跟我们对这次展览本身的反思有关，即整个双年展放在城中村是对还是错？应该大家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艺术一旦介入，是把它精英化绅士化，还是把它保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你批判别人肯定，也会被别人批判，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先批判自己。
第二点回应就是刚刚观众说的，挺有道理，站在文化人类学和时间的角度看问题。整个深圳南方性的问题，实际上跟时间有关系，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岭南几百年慢慢形成的，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很多东西消解了。但深圳的南方性更多地跟时间性有关系，那么短时间积累起来，所以它的南方性特征，或者反南方性特征都更加明显。这种状态需要我们用人类学的方法把它剥离开，这样会更理性。但最后展览展示的是不是更理性？我觉得不一定，可以用感性的方式，让观众进入展览，呈现一个斑斓的结果。展览不是写博士论文，弄得太清楚了，反而对观众没有吸引力。
刘晓都：至少做到一点，就是：展览不仅仅陈述观点，而且还有结论。我们允许所有人都在这说，形成喧嚣的状态，有哪怕有人跳出来说必须要把这拆了，这也允许。
张宇星：城中村这个话题不应是我们最初定的逻辑规则，而应该有其自我生长性。一旦我们确定了规则，这个规则基本上已经是有问题了。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它的开放性，到展览最后一刻都有一个接口、有一块话题、有一个区域是反对整个话题的，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观众都可以参与进来，这样一种形式也很有意思，展览不是终极的，它始终保留着接口。城中村为什么成为城中村，是它允许加建和拆除，它就是自我生长的状态。
孟岩：说到展览呈现，刚才也谈到观众反应问题。在城中村做展览，我们如何健全这样一种对话机制？因为在这做展览特殊性很强，观众的构成差异很大。这时候怎么去动员更多人的参与，另一方面又不要出现好像我们在消费城中村这样的趋势。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对双年展的批判，本来那个城中村还挺好，一进去全乱套了。怎么做到既积极介入城中村，又不要仅仅拿它只做个话题，过度消费？
张宇星：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里面的村民来消费展览。这跟前几届不一样，前几届到晚上就关门，这次能不能允许居民随时进到展场，然后从事其它活动，就让他彻底消费展览？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展览项目，就是研究这个展览跟南头古城的共生关系，从第一天进入开始就记录整个过程，在每天的展览过程中把结果呈现出来，包括跟踪调查一些居民。这个过程中居民如何慢慢接受展览、与之磨合、到最后参与其中，甚至展览结束以后他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把展览变成一种生产的要素，让里面的村民们来消费展览，这就是最好的实验和作品。
UABB纪录片导演郭育池：今年五月份是搬迁高峰期，搬迁的人在骂这个展览，特别多愤怒。他们对着镜头说的时候，镜头都有唾沫，都录下来了。你们应该去听听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在这里坐而论道。
孟岩：一个展览有它的学术规则，也有它更大的特点。搬迁的人一定是愤怒的，如果是我，我也会反抗。但因此就认为双年展进入城中村是个坏事，我认为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双年展进到村，表面上最后我可能是影响了这50户人，但这件事如果做得好，做成一个样板，使得深圳城中村不被拆除，能够生存下去，我觉得这可能造福了很多很多人。这就是冒险，但也可能得到全新的经验。所以各方面都很重要，镜头的记录也很重要。不光那些人反对，其实学术界也有反对意见。
张宇星：你刚刚说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已经比较接近于政府了，政府认为我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所以我要拆迁。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放下这种逻辑，或者审视这种全知型的逻辑有没有问题？或者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客观的纯记录方式的展览，而不带任何价值观？
孟岩：我丝毫不掩盖我的价值观，因为我是独立策展人，我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民众。我有很强的价值观，就是不拆城中村是对的，拆是不对的。
张宇星：如果村里面人都换光了呢？
孟岩：现在不动你以为它不会换吗，一样会换。大冲都拆了，人也在换。我们可以加速也可以减速，但很多东西方向是改变不了的。因为改造的意愿在先，双年展在后，这是另一个问题。没有双年展，改造可能会沿着另一个方向走，在两者都是重伤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一个轻点的。建筑师天生就是要妥协的，不妥协的结果可能会把南头古城拆光变成丽江古城；但我觉得通过双年展的实验探索，有可能找到一条空间道路。
刘珩：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意思，比如广州的时代美术馆，你在表面上看老库（库哈斯）只是播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最后也会导致士绅化，另外的方向就是维持与原居民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预测最后的结果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但展览种下的种子是什么才是我们最核心的要讨论的东西。让事情放在城中村里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了。至于说几位总策展人是投入原子弹还是中子弹，就看你怎么定这个弹的爆炸能量。
张宇星：我同意刚才孟岩说的带价值观，但应该把反向价值观同时植入下去。不是说我的价值观多好，也不是说我的价值观多包容。在包容的同时又推销我的价值观，这样可能更好。这个过程把更多的反向价值放得越多，我认为越好，这对最后生长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冯原：把双年展放在一个生活空间里面去，这个做法本身肯定会引发事态，或者引发某种相互矛盾。从结构上来说，村本身也是向内和外来介入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本地和外来介入的关系，它的矛盾核心点在哪里？如果我们把双年展看成一个公共文化产品，或者称之为非排外性公共文化产品，因为双年展可以放在任何空间里，但它一旦发生就不属于这个空间本身，它属于深圳甚至超越深圳，因为它成了文化产品而不能排外。但作为空间本身的主人，他们肯定有意见，因为按照企业人的说法，这个地方被他们看作一个企业：如果这个地方产出产品归于他们所有，他们乐于支持这个项目；但如果产出的产品所有人共享，他们就不一定会支持。他们何苦要承担公共文化的产品属性呢？所以这个矛盾是天然存在的。就像你们家本来有件旧衣服，属于你们家的，现在突然变了，国家政府来规定说，你只能穿这件旧衣服，还不能换新衣服，旧衣服还不能洗，还没有收益，那我凭什么？所以双年展的问题也很简单：你所产生的东西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这时候补偿给原住民的可能就是延后效应。再过些年，文化导入和保护的利益就能看出来了。
冯路：说到这个事可能就回到了主体性问题，即城中村的主人身份到底存不存在。如果是一个原始村落，从合法性来说，有原始的所有权。但我们讨论的城中村和原始村落不一样，区别在于它对城市的价值。它不再是一个原始村庄了，它承担的是大量外来人员中转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公共性的，而不是原生性的、本土性的。展览的价值观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回到人类学的身份，人类学有一种作为观察者，尽量不触碰不影响对象，但即便这样，无论如何地小心翼翼，都依然会对对象产生影响。所以进入城中村是好是坏不可能讨论。无法考证的时候，我至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一种积极的方式，这是站得住脚的。行动在这时可能比判断更为重要。
张宇星：我不是很赞成。回到最初的题目“城市共生”，这里面的差异性之所以能存在的基础就是平等，自由平等。所有东西不论一切，首先要承认它的先天平等性，这才是获得差异性的根本。所以要考虑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展览带了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必然是一种文化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和个体发生关联的时候是如何解决的？或者你认为：因为我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所以我代表全人类，这50人请你走。我觉得这不叫共生，这是反共生。我们不能干反共生的事。
孟岩：我不太同意平等，我觉得是平衡。这个社会就像生物一样，在网络与各链条的发展中会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宇宙也一样，它也有一个相对的平衡。而仅从展览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呈现它的问题，包括共生的多方诉求。我甚至觉得“城中村的未来”里面有一个板块就叫未来，但这个未来我现在在想，应该叫“共生未来”。它不是一种特定的未来，这个未来可能也包括城中村的生与死，它会有生的未来，也可能有死的未来，或许还有一种半生不死的未来，等等。所以我觉得从展览的角度，或许能呈现出这样问题。最后可能我们是通过展览问了问题，而回答并非某个特定的结论。
冯原：平等和自由在西方的理解一直以来是一对产物，如果谈平等就会没有自由，如果说自由就会削弱平等。我们看到“城市共生”应该讨论的是“共同”还是“平等”的概念？英文里面说的是不同，中文叫异生，其实谈的是自由生长，即你有你的生长，我有我的生长。但共生的概念是大家要相互协调。我想所有双年展都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但一般意义上来说，双年展一定是相对偏左派的。与之相对，城市建设一般偏右派，因为建设就是要妥协，不同利益要相互兼顾。那双年展做什么？双年展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探索、批判、反思和前瞻，所有一切都表明了一个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需要务实的。当你要在双年展中呈现内容的时候，双年展如何定位这些内容并使之变成它自身的部分？城中村自身就是在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被右派制造出来的，右的本身是资本不断扩张，在这样的过程中，才反向制造出了相对的贫弱和阶层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左派双年展就形成了跟右派式生产之间的反向，城中村就成为了必须研究和反思的东西。总策展人的使命，可能就是要把这些相互反向的东西不断地编织与编写，使得问题呈现的方式更加不同。
观众（任钰）：我觉得展览的影响力是可以评估的。双年展是想保护城中村，或者拯救城中村目前的状态。如果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就像刚才孟岩老师说的补贴，因为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只要过好日子就行了，生活很好就够了。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城中村带给不同的阶层的人很好的体验，包括老外也在城中村里生活，二流子也在城中村，城中村是包容性的生态系统。对每个人来说，不管是平等还是平衡，它是有接口可以接入的，而且这个体验是在基本生存体验上还有各种纵向体验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双年展是否能满足各方的体验？因为体验是有个体差异的，如果说在不同层面上个体都能感觉到的话，这个差异跟共生就已经实现了。
冯路：我们讨论这么久，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我们都是说双年展带动城中村，城中村的人就会怎么样，是不是高估自己了。因为城中村里面有方方面面的人，而双年展是相对单一的。反过来，作为一个展览，一个城市建筑类的学术级展览，今年还加入了艺术板块，如果我们把自己从那么高的地方放下来的话，可能这个事也没有那么宏大。
刘晓都：对于这届深双，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大多是观念性的东西，具体地会落实到参展人，他们会用比较细节的、甚至更感性化的东西去探讨板块和他自己的观念。虽然展览是有价值观导向的，但另外一个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参展的作品只要探讨了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展览里。我们做展览的最终意义就是只要是城中村的话题，都可以往里面放，对于城市共的生任何一种研究也都可以放进来。当然我们会适当选择稍微重要一点的，或者跟城中村的关联比较有代表性的，这里会有一个权重问题。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做一个好看的展览，思想性的东西是慢慢去体会发觉的，甚至放到后面的档案库里，放到文献里面，它其实就是在为将来留下一个东西。本届展览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想进城中村，就跨过双年展。当然也许还可以再丰富，甚至再拉出另外一条线索，这个可能就是学术意义上的。
张宇星：这里面能不能增加一个小环节，就是城中村的经济问题跟资本化的问题。城中村跟经济跟资本化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本身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社会化资本，但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跟城中村里面实际发生的各种资本发生冲突，有的对原来资本有放大效应，有的直接消灭掉，有的是潜在的不确定，有些影响是近期的，有些是远期的。还是要用经济问题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才是一个出路。我建议展览里面应该有一个专题。展览本身，所有回到资本形态的时候，就是直接面对，很多东西就可以放到这里面去谈了，包括刚才说的很多人反对意见。反对的人或许很简单，他没得到利益。如何让他得到利益，通过什么方式，我们如果能够提供好的解决思路，这时展览提供的所有价值观就有了基础。
尹毓俊：我们埋了一条伏线在“南方︱南方”里。英语有个词翻译成中文就叫“原产地”或者是“生产力的原输出地”。广义而言，南方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生产力，所以在整个“南方︱南方”板块里面，南方城市化的话题是由强劲资本主义对外输出的力量造成的。包括南美的贫民窟向中心城市的转移，或者非洲整个社区向世界工厂的转型，以及20世纪60年代资本向东南亚的注入，以及当下中国的世界工厂转向越南、印度和东南亚，这里面都是资本的推动作用。所以在这个板块，我们可能会有所讨论。对于价值观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城中村，也没进去过。城中村知识在现实当中像是盲点，或者大多数人只是一知半解。如果我们通过展览揭示出来的话，不管我们的介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知识生产来说，至少为现实补充了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方面。
史建：我补充一点。过去谈客家，从客家的围屋、聚落这个角度谈的比较多。过去认为客家就是客，在每个地方都是边沿角色，但是深圳的客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清朝之后，居民迁走以后，有些人回来了，反客为主，客家成为了主流。广东有句俗话：客家占地主。大约在19世纪前后，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或者分配，使得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动。大体上来说，客家人从东部向这边移，也很难按照行政区划的方式被划定到今天深圳跟东莞。客家人进入到岭南，包括肇庆、广西这部分地区，它有着自身的演变历史。今天我们站在深圳的角度来讨论客家，它实际上不仅仅是深圳的，而是有着几百年的演变过程。
吴然：谈到展览的效益和作用，在我看过的众多展览中，真正打动我、给我留下记忆的，是那些提供新的知识、新的思路、给予新的观念，从而令人思考和启发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展览而言，它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性，提供一个比较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问题，从不同视角形成不一样的思路，特别是在平常没有想过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可能是展览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作用。除了展览的知识性和启发性，深双和其他展览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对城市的介入性，对于深圳这个城市的当下问题进行深扎，开启一系列连锁反应。但是双年展在这次的以城中村改造更新作为载体的执行实施，究竟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事情是它可以做到的，能够达到多大效应，我们能在哪些点去用力，去戳哪里，去拨哪根筋，这是我这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双年展作为一种事件性的文化资本，短时间内释放的能量只有这么多，所以像张宇星老师刚才提到的文化资本和城中村里的经济资本，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效益放大，如果借用这次文化资本的力量去放大一些资本的效益，究竟是哪方面资本的效益，谁的效益，如何放大，这是下一步将理论落到实操，即具体怎么做的问题。
朱晔：我觉得今天聊得挺悖论的，大家各抒己见，争锋相对而又求同存异。总体上我个人赞成冯路的说法，行动才是关键。我提议是不是可以发起一个小栏目，叫“孟岩，我对你有话说”，或者“总策展人问答”之类的，策展人每次过来回应一下大家，类似的讨论也可以继续在后面的“共生实验室”进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嘉宾和到场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现场观众
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