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PATRICK ZHAO
期刊  新视线2007(11):142-145

“感人的建築有很多都是那些貼近生活的不知名的公共空間。”孟岩不喜歡張揚,接受訪問時更特別強調文章重點不要放在個人身上,這與他的建築觀倒相當接近。孟岩與同樣來自北京也都是60年代生的劉曉都和王輝三位滿懷熱情的青年建築師於1999年創立建築事務所”URBANUS都市實踐”,事務所最早在美國註冊,随后應邀回國參與項目,并先後分別在深圳和北京註冊;”URBANUS”源於拉丁文的“城市”,以之為名,表明了事務所試圖從更廣闊的城市視角去尋找建築創作的的內涵,致力為新世紀建築和城市所面臨的新問題提供嶄新解決辦法。他們認為建築是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主動力,因此建築師應超越其傳統的角色,站在社會進步的前列,而建築則首先應該是一種城市策略。

建築站在社會進步前列
在URBANUS位於深圳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的總部外,孟岩邊走邊說:”我們這代人經歷過中國最多變化時期,從文革時當少先隊,到上大學、研究院,拿獎學金出國留學、工作,再回國發展事業,實在經歷豐富。”或許正是如此豐富的經歷才令孟岩更加認清他的專業使命,”我們從一開始便決定學成後必然回國服務,沒想過要在國外發展,就算如今我們亦不太着重商業利益,更重視社會利益、市民生活,覺得這樣才更有意義。”事實上,創辦URBANUS之初,幾個合夥人就意識到,當代中國空前的城市化進程歷史潮流會推動建築設計實踐從一般的職業範疇上升到更廣泛的文化領域,因為它要求建築師不僅僅是在做建築,更是在做策略。他們尋求在每一個專案中發現其中關鍵性的問題,然後能提出一整套創造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針對具體的專案、環境、時間、地點、系統中的問題所給予的直接、合宜、準確的回答,不僅意味著建築形式和風格的完美,更是指一種完美的解決方案。

談到URBANUS的設計策略時,孟岩說:“當下的中國城市正經歷超速發展,中間會生出許多問題,甚至乎有些連客戶本身也察覺不到的問題。我們會在更廣闊背景下,提供創造性的解決方案。”URBANUS幾位合夥人均有在中國美國接受教育與職業訓練的背景,對設計、管理、施工圖、施工管理具有豐富的經驗。至今URBANUS設計專案已包括城市設計和研究、建築設計、城市景觀設計、室內設計以及公共藝術裝置和展覽設計等。2005年末,美國建築師學會會刊《建築實錄》更評選URBANUS為全球十個“設計先鋒”之一。

據孟岩透露,現時URBANUS在深圳、北京设办公室,而他大部份時間居於深圳,但對於”家”的概念,孟岩卻別有一番見解:”家的概念正隨著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產生了根本變化,以前的人們過往可能一輩子都待在同一處地方,我有位朋友便數十載如一日生活於同一個工廠宿舍,但今天,譬如我們在甘肅便有個老廟改造項目,雖然當地交通設施不方便,但人們都有手機,都有互聯網,外面世界發生什麼事也瞭若指掌;我相信現代人更多時遊走於不同城市之間;我們一家三口便試過家在紐約,人在深圳,太太在荷蘭鹿特丹,而小朋友則待在中國姥姥家,現在不是有個新字詞叫GLOCAL(全球本土)嗎?”

超薄城市中的生活磁場
事實上,URBANUS在深圳落腳亦只出於偶然,孟岩與合作夥伴當初便是應深圳國土與規劃局之邀,專程處理深圳地王商務金融中心區域設計專案,及後才正式在當地設立事務所。然而,孟岩與深圳原來早已結下不解之緣,”其實早在上研究院時便曾於1988年初來深圳學習考察,當時感覺深圳沒有文化底蘊,太過商業,所以亦不太喜歡這城市,畢竟改革開放之初,整個大環境都是往商業看,91-92年間再來,已發現深圳已進入一個新階段,98年末的時間久一點,待了5天,發覺其文化氣候都起了變化,市場變得更加成熟,對創意設計更加關注,顯示時機將至,當時北京條件還不如深圳,社會開放程度亦及不上深圳。”孟岩認為,要體驗到一個城市神緒,不能單看表面,必須待下來生活一段日子,才能有所領悟。

孟岩說:”深圳是一個”薄”城,不僅在于她的文化,甚至在物建設上亦是一樣,一個一條直路貫通的城市,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人工打做,由政府推動建設的城市,可卻是21世紀鮮見的成功個案,像今日的迪拜般。”然而,在這個”薄城”待久了,孟岩便體會到她的活力和情感。”深圳沒多少歷史建築,她的建築文化更在乎與市民生活有關場景,例如當年東門老街又或書城臺階成為市民生活劇場,人們在那兒抽煙碰面聊天,形成如磁場般URBAN MAGNETS,展現都市人生活能量與活力,在人們心理地圖上佔有重要位置,這些地方超乎物質建築,亦非大師之作,卻實在地改變了人們生活方式。”

深圳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平地崛起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確是人類城市建設史上空前奇跡,她使得世界在重新認識城市發展的潛力和極限。今天,在轟轟烈烈的建設過後,便到了需要開始整理和調整的第二次建設時期,孟岩認為,人工打造的深圳城市生命太過單一,太過密集,所以說深圳的城市缺乏文化的厚度和層次是自然的,現在她需要安靜一些,更多休閒空間。URBANUS開始設計地王城市公園時,便將它視為既是一個獨立的城市公園,又是整個城市設計的一個主要部分,把它看成是都市的一片肺葉,在充分考慮市民層次上把它做成可充分使用的活動休閒場所。因此在設計中改變此地原由環境設計中把綠化與人徹底分離的思想,在綠地中加入小路,人可以進入遊賞,而不是排斥,其元素都是可觸摸的。

最直接交流產自城市表面
URBANUS相信,人們與城市最直接的交流發生在城市的表面,如街道,城市廣場,市場等等公共場所,而對城市表層的再開發是重新啟動有想像力和充滿情感的城市生活空間的有效途徑。作為城市生活的舞臺和背景,公共場所是當今和未來城市發展和更新的新的介面,在城市整體形象被全球化和商業化所驅使而變得“一般化”及“非場所化“的情形下,URBANUS都市實踐期盼的城市未來圖景是,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城市表層公共空間,在那些被高速發展的城市所遺忘的角落之中,一層新的充滿生機,詩意和想像力的城市空間和文化體驗正在發生,逐漸生長和蔓延,並靜靜地不斷改變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周圍的一切。

近年來URBANUS便積極參與了深圳許多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間建設專案和規劃設計,其中較為著名專案便包括羅湖創意文化廣場、深圳市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以及深圳市大芬美術館等專案,並得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孟岩說:“有人認為客戶的質素對建築師的作品影響至巨。我看市場上客戶當中有55%是好的,越來越多客戶瞭解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品質和價值受到認同。”URBANUS客戶便不乏著名發展商如萬科,華僑城,招商地產等。

而作為URBANUS的都市造園系列之二,前稱深圳公共藝術廣場的羅湖創意文化廣場則是一項非常有創意並得到國際同行認可的一項設計,專案用地位於深圳市羅湖區南極路,缺乏可供城市呼吸的公共空間和設施已成為這一地區的發展障礙。城市規劃部門與建築師共同參與了用地開發的策劃,策略是引入與用地周圍的城市內容具有最大差異的設施和空間形態來刺激新的城市生活狀態的產生,它在單一的商業文化的包圍中植入公共藝術創作、展示、交流和教育的設施。在稠密的市井商業街區中開闢高品質的公共活動空間,赋予城市地區更深層的文化特質,保持與發展長久的活力和魅力,進而提升整個用地周邊地區的生活品質。這裏所不同的是公共藝術廣場的藝術氛圍不是城市演進中自發的產物,而是精心策劃的極端人工式的一種文化注入。於是公共藝術這一新的都市話題所提供的將不是一般的觀賞性的休閒綠地,而是一個生動的城市生活舞臺,一個公眾觸摸藝術的介面。

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
此外,URBANUS在深圳進行創意園區改造堪稱先行者。位於深圳南山區華僑城東工業區的“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佔地近60萬平方呎,耗資3,000萬元人民幣,經過兩年籌備,逾20家海內外藝術機構進駐。發展商希望在保留深圳為數不多的”歷史”外,更甚具野心地要將其建成創意集聚的地區。作為整個園區的整體規劃設計者,URBANUS也是比較早進入“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的創意企業之一。孟岩和URBANUS其他合夥人剛剛接到改造項目的時候,都很激動,腦子裏馬上冒出了“北京798藝術工廠”的樣子,但到現場一看,卻是簡陋得有如一個棚子的老舊廠區。經過審慎的思考,URBANUS考慮到,從建築學的意義講,廠房本身沒有那麼高的建築價值,但這個創意產業園是由一個企業規劃運作的,不是像798那樣自然形成的,發展商要打造創意產業園區的,便有點像人工培育的意思。”

孟岩指出:”畢竟深圳和紐約的不一樣,這個城市只有20年,她的文化積澱沒有那麼深厚,然而URBANUS仍相信,“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園”應該有華僑城的烙印、深圳的烙印。本著保留“工業遺產”的初衷,URBANUS在對東部工業區的廠房實行改造的時候,只是對結構進行了加固,儘量保留了原有的東西——煙囪、紅磚、車間流水線、機器、斑駁的外牆,甚至把改造過程的痕跡留了下來。對於原來的空間,也沒有進行其他裝飾,而是把空間留給了那些入駐的創意公司。於是,我們今天看到的“OCT-LOFT華僑城創意文化產業園”是多義的,它的氣質更像一個城市,好的、差的,精緻的、粗糙的都有,深圳的歷史就這樣在一個創意文化園區中纖毫畢現。

URBANUS也一直堅持立足觀察中國的當代性,其建築作品反映的是當前社會條件下,當前中國人的心態、需求,這是區別於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國特色的東西。年前,深圳市城市發展規劃提出了要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對所有”城中村”的改造,然而在如何改造以及相關的理論、政策和方法等方面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與此同時,孟岩與深圳其他專家學者也發出了關注”城中村”文化、呼籲重新發掘”城中村”價值。孟岩認為,深圳的城中村是一個非常生動、多元的社區,絕不是城市的腫瘤,”深圳城中村為外來低收入者,提供了一個臨時中轉站,他們不一定是社會最底層,我認識的朋友中,許多知識階層,最初都住在城中村,隨著經濟條件好轉才遷走,又有新一批人來,城中村為深圳提供了難以替代的城市設施以及一種十分獨特的城市生活方式。

深圳城中村的空間品質
”深圳城中村的改造一直是URBANUS都市實踐長期關注的城市課題,對再生舊城研究意義除在於興趣,更在於那份城市自覺。在研究過程中,孟岩曾多次親自深入”城中村”,試圖接近它,瞭解它。他指出,城中村的特色生活方式、溫情、充滿人情味,其體現的“空間品質”,許多富裕社區亦不具備,城中村與高尚社區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高尚社區內的人們似乎總在一種舞臺背景前生活,城中村居民則真正做回了自己。URBANUS對城中村的關注也在於其建築學和城市文化學上的意義,它是代表了一個時代一種生活狀態的特殊城市聚居形式,並能充實城市的建築學語言和當代城市生活的內涵,而全部推倒重來不應是城中村的未來。

URBANUS在2005 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發表了《村/城:針對深圳城中村的四項城市提案》,提案一是對位於深圳中心區面臨改造壓力的崗廈村提出以局部調整、局部拆除、加建、添建為主的改造策略,通過局部密度的調整,重組城中村的公共空間,並且通過連接屋頂以及一部分合法添建,以構成“屋頂城市”和“村上城”。提案二則選取了現位於深圳中心公園綠地範圍內的福新村,提案涉及人員遷出、功能置換,建築改造,形成一個獨特的高密度、高混合的多功能商業、文化聚落。提案三是深圳新洲“村中城”,基地處於一片城中村中,面臨著被周圍城中村淹沒的危險,同時又有著改善並統治周邊地區的機遇。提案四便是“大提案中唯一做成的“大芬美術館”。 “大芬美術館”專案其後更被收入葡萄牙里斯本首屆建築三年展。

大芬村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布吉鎮,是著名的油畫產業村,村中遍佈油畫複製品和創作坊,這裏的油畫出口到世界各地,每年創造出數億元人民幣的銷售額。這種大量的複製工作可以被認為是手藝,但因為缺乏原創性甚至也可被認為是民俗藝術,長久以來大芬村被視為一種民俗藝術,庸俗品味與商業運作的奇妙混合體。經過第一、第二屆文博會的推動,大芬油畫村如今已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產業示範基地,有美術產業骨干企業30多家,門店和工作室近700家,形成了從原材料供應,油畫、畫框生產,到銷售、交易、托運的完整產業鏈,深圳市龍崗區還將把大芬油畫村進一步規劃建設成為油畫產業園區,加大了對大芬油畫村的扶持力度,著眼于產業檔次的提升,投入近億元建設了大芬美術館。大芬美術館出現在一個似乎最不可能出現美術館的地方。

孟岩表示:“這個美術館目前是深圳面積最大的美術館,按照美術館傳統的概念應該是欣賞藝術品的地方,大芬村顯然不需要這麼大的一個欣賞場所,因而我們只把夾在中間的二層作為展廳,更多空間為這裏的居民提供文化生活的服務。”大芬美術館整個建築的呈現層叠式的功能分佈:一層是油畫賣場,跟整個村的特點完全結合,由一層入口廣場的大坡道可達二層藝術展廳,三樓的屋頂庭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它周邊的藝術家工作室可以給真正的藝術家也可以是當地的畫工。這個庭院通過南、北和東面的過橋與外部街道發生聯繫。

把文化拼接作為城市策略
藝術似乎是最格格不入的都市話題,而最大差異的文化拼接才是潛在的最具影響的城市策略。當社會的物質積累已經使消費者的追求超越了簡單的功能要求,藝術已經滲透到了生活的每個角落,談論建築甚至成為一種時尚。孟岩認為,與公眾交流對城市和建築的看法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過去,人們以為建築不外蓋房子,現在建築能成為潮流話題、時尚標誌、是個好現象,老百姓人人都可以說話,表達意見,交流意見,起碼人們知道建築不僅是施工隊活兒,畢竟只要人們對建築感興趣,就足以催发思想交流,建築其實是文化一部分。”從城市基本體驗開始,URBANUS試圖超越對建築自身空間及形式的探索,而是旨在城市尺度上創造出一種條件,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城市生活的內容,用建築將複雜多樣的功能交織在一起,形成多層次的空間場景,為可知的和不可預見的城市生活提供舞臺。

孟岩最近便與香港大學的學生就深圳羅湖地區進行一項有關“邊界”研究,”邊界除了軍事或政治的內涵義外,其定義存在很大發揮空間,它不止是地圖上一道線,就似香港與深圳便猶如兩個細胞,雖然雙核分離,但交接細胞膜上面仍有多孔洞足堪交流,我目前來往深港幾乎一週一次,來香港喜歡逛街、拍照,亂的地方旺角舊區、尖沙嘴、重慶大廈,深港一體化可令城市生活更多元、更複雜、亦會更精彩。”他又謂,”建築是世界性語言,人們在文化層面上自發地交流,能促進彼此內在聯繫,香港亦不乏年青有為的建築師,中國為他們提供了廣大空間發展。”

提到教父級的世界建築明星雷姆•庫哈斯繼北京CCTV大樓後,正在深圳展開下一個大手筆—未來的交易所總部大樓時,孟岩說:深圳是一個年輕城市,沒有歷史包袱,心態觀念更關心未來,與巴黎或里斯本不同,應抱著開放靈活的態度,只要是嚴肅認真,理解當地的作品,都應該歡迎;當然,”要形成城市的豐富和多樣性,需要很多人參與,需要長時間的成長,細心觀察,就算在紐約或者在香港,其實標誌性的建築都是屈指可數,大部分都是與老百姓貼近的一般性建築,而吸引人的則是這種拼湊城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