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都  孟 岩
出版  
T+A 时代建筑 2006(5)

1.引言

“中国式”居住是整个近现代的中国建筑史中不间歇的命题。对于中国几代建筑师的实践来说,“中国式”似乎成了每个人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解答也往往成为在当代建筑师谱系中分代和划界的重要参数。

在当下中国急剧全球化和超速城市化的语境下讨论“中国式”居住,是这个时代的建筑师对这一命题的特殊思考。它会搀杂着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成分和政治含义。于是乎围绕这个问题便不断地衍生出新的相关问题,同时也使得“中国式”这一命题的空间边界变得日益模糊。

本文试图将“中国式”这一命题置放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中国式”建筑实践的最新进展进行批判性解析。在肯定这一思潮的文化建树的同时, 也指出它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中国当代建筑实践应转而关注中国“当代性”的问题,把建筑思考最大限度地贴进当下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并希望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代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中国式”的居住建筑。

2.“中国式”制造

研究“中国式”的居住建筑,首先要研究“中国式”制造的方法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同化力,可以以一定之规来吸纳、消解和再造一切新鲜事物。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式”的居住建筑还未定型时,它已被一系列“中国式”制造的操作系统格式化, 使“当代性”的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无以发挥。

2.1“中国式”幽灵传统

中国目前急剧全球化所带来的是地域空间环境特征的丧失以及本土文化的快速分解与转化。过去十年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从未有过如此贴近,于是乎种种生存空间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表现得最为剧烈。这种文化图景背后最根本性的变革乃是旧有权力中心的转移、旧有权威性的动摇、以及旧有价值评判体系的失效。这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又一次类似当年孔老夫子所惊呼的“礼崩乐坏”的文化混乱局面。当人们刚刚热烈地欢呼信息革命的到来和迫不及待地享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盛宴之际,猛然惊醒后发现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正在演变成自己也分辨不清的一片陌生土地;转瞬间他变成了一个失忆的人,内心惊慌不安,生活缺少了依据和价值的参照;茫茫之中他渴望寻找到那曾经熟悉的话语体系,寻找那种被所熟悉的一切所包围的感觉,寻找在一个陌生和变得支离破碎的外部世界之中的一块“绿洲”——这时人们自然就会追溯失去的文化传统,也使传统更显纯洁。这就是当下“中国式”住宅热背后的普遍文化心态。

传统,作为“中国式”的幽灵,在这种情形下被感召,并不那么纯洁,因为有资格的感召者其实已尽享当代文明,只不过把传统作为一种可以拿捏的符号。这种符号首先是一种区域文化的标签,例如大屋顶可以表征中国。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符号已无地域的界限,它既可以是降落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顶楼上的江南园林,又可以是落户在年轻城市深圳边缘的粉墙黛瓦层层院落。作为一种可资选用的形式语言和文化符号的中国式,并非与它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强烈的对应关系。

符号化的传统是否等同于“中国式”,这又是一个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纠缠不清的问题,并不断地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话语、文化主旨等相关问题缠绕在一起,成为一种和西式对立或对话的方式。人们也许说不清为什么要做“中国式” ,然而当我们把这一潮流置放于其真实的境况中加以考察时,又会发现一条相对明晰的线索:对“中国式”的再提出或许是对虚假无端的殖民式“欧陆风格”和所谓新现代风格的“极少主义”等潮流的疲倦所致;或许是在于人们不再满足于暴发户式的占有感、转而回归东方式的清淡;或许更是在一种道义上的驱使下,在重振中国精英文化的感召下,以某种程度上回归传统的方式以反拨西方主义、庸俗主义的滥觞。从比较积极的意义上说,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大国的时刻,中国人的自信开始在精英中回复,寻求更加独立的身份特征便成为一种需求。“中国式”居住无疑是一可以立竿见影的招数。

2.2“中国式”文法借用

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以来没有脱离开对“中国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并在每一代有特殊的参照系统。从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官式形式的借用,到贝先生在北京香山对民居的借用,直至今天的年轻一代建筑师更时尚地对传统材料和构造的借用。当建筑师唠唠叨叨地讲述这样一个学术化和文人化的形式时,他们无形中建造了一个自我参照系统,而与大时代的风声雨声格格不入,从而丧失了与更大范围听众对话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对大屋顶的批判是社会和历史的必然。

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智慧,又往往使借用便成错用。今天,建筑师对“中国式”的热情与地产商为“套牢”他的客户所需求的营销主题和文化身份认同感再次不谋而合。于是乎这种时不时要复现传统的传统,已然在商业地产操作下徒剩一具空壳。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社会之中,任何价值都是商业价值,任何产品都是商品,包括我们自以为是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它的物质载体本身。在这种情形下,上海“九间堂”似的深宅大院,其目的不是在弘扬传统,而是用传统的宏大气势来塑造新兴富裕阶层的社会身份。

2.3“中国式”菜谱时尚

中餐和西餐的一大区别是菜谱的长度。中餐并不比西餐有更多的主料,但中国人擅长用佐料的多样性来掩盖原料的贫乏。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消费型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宅作为千篇一律的配给品,成了可以包装成不同价值的商品。住宅设计也分解成两个可以独立操作的步骤:一个是可以批量套用的平面,一个是换来换去的立面。一个可疑的现象是开发商在户型上往往不事创新,而在形式上不遗余力地包装,使形式散失了严肃性, 转而成为被时尚驱使的奴隶。

时尚在时下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今年3月5日在北京新兴的时尚中心“798”工厂举行了一场生势浩大的聚会活动,衣着时尚的青年在劲舞靓歌之中纪念 “志愿者日”。这一天起源于几十年前毛泽东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而开始的“学雷锋日”,有趣的是时下组织者的口号竟是“变高尚为时尚” 。当一个社会由道德的说教价值观转问“时尚价值”的自我推动之时,它象征着一个一切标准基于“时尚”的时代的真正到来。

全球对信息的自由占有时代,使人们更加轻而易举地随意摘取当今世界即时发生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有样式,况且当代科技的发展亦足以让那些原本植根于当地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建筑形式和建造方式可以在地球上任意角落发生。当人们一方面可以前所未有地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失去了任何价值判断的依据的时候。“中国人到底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显得越发难以回答,于是这种无所依托的命题就自然而然地沦为一个“时尚”的问题。

时尚在西方并不必然地成为有钱人的一种选择。但作为没有多少根基的中国有钱人,时尚是种有效的手段,它避免了一切历史的积累。这种对住宅样式的诉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对形式的审美需求,而越来越多地注入了文化和社会学层面上的考虑。人们对住宅样式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于住宅的样式事实上充当了对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的再界定的重大角色。“中国式”成为一种时尚必然会获得欢呼,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和西方的有钱人可以抗衡的基点:一个中国的CEO如果为远道而来的外国同行举行家宴,肯定更爱选择中式别墅,而不是西式的。当中国国力的积累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时,本可为研究“中国式”创造良好的机遇;可惜商业的炒作使这种机遇泡沫化为轻浮的时尚,“中式”成为鱼龙混杂的一股浊流,既缩水了好东西的价值,又使设计师无暇平静地思考。

2.4“中国式”操作主题

中国建筑的一个伟大传统是用文学性的操作来指鹿为马。古代建筑样式及其组合只有几种,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去异地瞻仰名筑,可能只是为了《醉翁亭记》。

大多数“楼盘”乐于使用四个字的命名。名称或多或少是点明了这组居住建筑物和其所构筑的环境氛围的某种“主题”,例如深圳的名楼盘“金玉兰湾” 、“御景豪庭” 、“水榭花都” 、“仙桐御景”……它们有的暗示未来居住者的身份特征,另一些则指明了特定的地理和环境特征。这种四字楼盘主题有意无意中应和了古代造园命景的传统范式,象“濠濮间想” 、“清风绿屿” 、“四面云山”。然而抛开这种主题式的楼盘命景,就会发现它们的实质大多毫无特色,千楼一面,并且在环境塑造上也缺乏想象力。四字点景是借助文字的想象以弥补现实中商品住宅的文化缺乏,进而为其购买者提供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或是皇帝的新衣式的满足。

“中式住宅”也无疑更要弘扬这一传统,继续用主题式命景的方式在深宅大院之间构造了一个一个典雅的自我封闭的小天地。有趣的是,也许是有意与那些四字命景式的主题楼盘拉开距离,“中式住宅”大都采用了两到三个字的命名方式。象“观唐” 、“清华坊” 、“九间堂” 、“第五园”。它们大多借用了某种与古代文化传统有关的字眼,突显其异常强烈的精英文化的身份特征。 “九间”已接近帝王的规格;而岭南四大园林之后的“第五”,无异于无数的世界第八奇迹。

相对于四字命名五花八门的主题式楼盘而言,“中式住宅”的主题其实非常狭窄,它延续的是中国千年以来的文人文化的隐居式、逃逸城市喧嚣的居住理想。万科“第五园”是当下中国式住宅的一个比较典型和成功的实例。对这组建筑最直接的解读是一种江南传统民居和园林与时下流行的联排住宅和花园式公寓相结合。然而这种江南传统并非与其场地具有任何原生的形态和文化关联,它的“中国式”表达没有用岭南的地方性风格,而移植和借用徽州文化,使其多少有主题公园的意味。可以说“主题式居住”历年来的实践,除了选择不同的传统样式的之外,本质上是一脉相承。无论前些年对欧式、北美式、殖民地混合式和各种说不清的式样的钟爱,还是近年来对“中国式”的再发现,这一实践都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与再生成的表现。无论它们各自的主题有多么不同,这种自成一体、内向经营的居住区模式正在使我们生活的城市成为一个个集锦式的“主题公园”。

3从“中国式”到“当代性”思考

中国文化的伟大魅力在于它的同化力。之所以要讲“中国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怕民族性的丧失。 但这多少有些多余。同样是现代风格,一经中国人之手,总带有中国人的特殊理解,绝对不是西化的。比起复古的“中国式”,这也是一种当前的“中国式”。这种理解,扩大了“中国式”的外延。

“中国式”的“当代性”并不同于西方化。纵使是使用相近的形式语言,中国国情民情下的当代文化、生存现实以及视觉经验,与西方有天然的差异,使我们有着文化上的独特视角,这就使中国当代建筑有可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言说。大地震后重建的唐山就是一个案例,它的多层、平行式的居住区提供了户户朝南、南北通风、宽敞庭院的居住条件,以及完善的老人中心、幼儿服务和其它公共设施,是非常理想的“中国式”居住理念的反映。这种在总图上看似单调乏味的居住模式,由于人的活动的介入,而在今天的现实中显得异常生动,异常中国特色。

我们不否认当前的设计主流是某种舶来的生活方式,但也应看到的是舶来的样式在侵蚀地域传统同时,它也被本土文化所异化,而成为一种适合于实际的生活方式。试问,集合住宅的“三室一厅”是中式还是西式?它完全是在当代条件下的“中国式”,应当有其更合理的表现形式,既不需用欧陆风情来包装,也不需用中国古典来包装。它最需要的是用“当代性”来重新思考其“中国式”内涵。

可惜,一当引起“中国式”话题时,人们往往视最大量存在的居住于不顾,而醉心于在远离城市中心的低层、低密度住宅项目中寻找创作的机会。在这些创作中,打“中国牌”成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艺术策略,即在传统文化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主题加以改造,进而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参照体系,一方面与西式有形式上的简单对立,另一方面又有西方观众易于理解的自明性。这种“文化迎合主义”的唯一缺陷是使形式上的“中国式”与“中国式”现实非常游离,使本来雄心勃勃的创作表面化和时装化。

中国正在进行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之如库哈斯在研究珠三角时所看到,“珠三角随着一颗彗星的突现,以及当前‘未知之云’所产生的环绕珠三角的存在及表现的神秘外罩,都在证明存在着平行的宇宙,这种存在完全矛盾于全球化等于全球知识的假设”。[i]库哈斯十年前已然意识到中国的“当代性”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是无法用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知识来完全解释和替代的。我们要补充的是这种“当代性”的“中国式”也很难在历史中国中找到答案,虽然它给予我们许多答疑的提示。

3.1从“中国式”到“当代性”思考一:城中村

URBANUS都市实践对深圳城中村的敏感在于我们意识到城中村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城市所必然包含的内容,是当代都市的一种基本“户型”。当城市白领和精英开始热衷于中产阶级生活时,城市的另一个极端正向低收入阶层敞开更大的门。不要忘记中国农业人口的数量、比重及地理分布,以及后工业时代对农业人口的解放,更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城市的淘金时代。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能够用廉价的方式获得中产阶级的舒适性时,就会有成几何级数倍数的低收入阶级用并不舒适的生活条件来支撑这种舒适性。这种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需要城中村。

城中村笼罩着一种社会低收入者生活的快乐。他们过着一种“中国式”的日子,充满了对恶劣环境的适应力。正是这种“中国式”的应对外在压力的能力,使我们充分理解了不应用推倒重来的方式,而应用有机整改的方法,来解决在高密度的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问题,创造的一种生动的混合街区。这是一种全新的“中国式”居住形态。

3.2从“中国式”到“当代性”思考二:土楼计划

以闽南地区为主体的客家土楼是一种原型特征极为强烈的中国传统民居形式。URBANUS都市实践与万科合作尝试以土楼为原型做一个当代城市低收入住宅的研究时,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居住的问题。利用土楼的单元式平面布局与当代的集体宿舍或单身公寓都极其相近的特点,突出其向心性易于形成社区感和领域感的特性,使这个传统形式更好地适应现时的城市居住要求。我们的策略是提取土楼在居住模式和建筑形式上的精华之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住宅类型,它遵循现时住宅设计和城市条件的基本要求,寻找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模式,来组织一种高密度的商住混合居住形态,以保留南方城市低收入社区中所特有的街区生活、社区感和邻里关系。土楼计划是针对经济适用的开发项目,它不仅仅要制造经济的户型,还要制造经济且有效的社会空间。其成本又几乎可以被“零地价”和“低地价”来平衡: 圆形的平面可以适合城市中的许多边角废地, 从而成为空地中的插件. 这种插入, 在延续和填补了片断式的城市空间同时, 带来了城市活力, 并可能成为未来城市无法再供应土地时的一种发展策略.

3.3从“中国式”到“当代性”思考三:北京院子

院子是“中国式”的标签。URBANUS都市实践介入某个北京的别墅项目时,意识到院子有多么重要的“当代性”。在这个物欲至上的时代,人们“活得匆忙,来不及体验”[ii],方觉中国文人的超脱飘逸才是应对尘世之累的最好武器。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的禅意的确是对高强度、高节奏、高效率的当代生活的合理调节。在这种“当代性”条件下,用“中国式”的院落空间和园林空间来规划低于0.3容积率的用地,的确比北美的独立住宅方式,更加合理。当一切劳作开始收获,要物化为实物的报偿时,人们却去关注四大皆空的院子,这既是二律背反,又很自然。院子使对有形的东西的追求被无形的空间所化解—-在这个体系下,无需雕栏玉砌,清汤寡水中便可享受天地的自然之妙;无需粉饰铺张,就能享受起承转合于古典空间序列中所带来的世间的尊贵感和满足感。

4.结语

当前“中国式”的流行, 比当年的复古主义有更深刻的内涵, 同时在实践中也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好作品。但正是这些好作品带来的良好结果, 使“中国式”探索的指针继续指向历史建筑, 而忽略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条件。这种特殊时代的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在回答“中国式”居住这一整个近现代中国建筑史中不间歇的命题时所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我们这一代和上一带的区别所在。

[i] Rem Koolhaas,“Great Leap Forward”,pp28, Tachen, 2001

[ii] 普希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