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都  孟 岩
出版  T+A 2007(1)22-31

题要    本文提出当前国内大量的为美化城市环境而进行的景观设计是一次重释城市空间内容及形式的历史机遇,文章通过八个URBANUS都市实践的都市造园案例来论述如何将零星的项目机会总结为系统化的城市设计策略。

关键词  都市造园  城市填空  城市策略  城市美化

Key words: urban landscaping, urban refill, urban strategy,urban beautification

引言

URBANUS都市实践自成立之日起就有志于为新世纪中国城市产生的新问题提供新的解决办法。“都市造园”计划即是针对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旧有城市结构消解而新的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普遍状况所提出的一项城市策略。 这一计划试图结合城市设计、策划、建筑和景观设计等诸多手段去织补和重构城市外部公共空间,并以此激发新一层城市生活的产生。“都市造园”计划摒弃模糊的“景观设计”概念,力图超越纯粹是对城市环境在视觉上的“美化”和“修饰”;“都市造园”被看作是一个大尺度的城市装置,它与周边的城市发生关联且具有激发城市事件的功能;同时,“都市造园”也试图在当今全球化和商业主义泛滥的城市发展中重新提供富有意义的公共场所,以弥补日益缺失的城市精神价值;都市造园往往发生在属于公众的城市空间,是近于零消费的公共场所,对不能享受到良好的居住区环境的广大中下层市民而言,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1.0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

1.1深圳模式(Shenzhen Model)

在当今中国几近白热的高速城市化浪潮之中,深圳也许不再是最为耀眼的热点,然而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深圳创建了一个中国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权力和资本的强势推进与介入保证了造城运动的超速度和超高效率,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一座全然人工打造的现代大都市几乎是一蹴而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是融合了政治和资本双重雄心的一项超级实验,它进而被打造成一个时代的精神样板。那时的深圳几乎成为效率、速度和金钱的代名词,官方媒体对“深圳精神”的颂扬更使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一座新兴城市的物质和空间层面,成为融合了政治理想、经济雄心、以及大众文化心态的一种新生活的模板。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深圳这块模板正在以让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被一遍遍复制,从珠三角、长三角和黄渤海的超大城市群到中、小型城市都热衷于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一座座深圳式的奇迹,人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一片片海市蜃楼般涌现的新城市能够带来全新的无限美好的生活图景。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如今的深圳才感觉到被置于有些模棱两可的边缘化地位,其实并非它自身停滞不前,而是在一夕之间发现全中国的城市都已经“深圳化”了。表面上深圳仅仅退居为这“深圳模式”的新城市中的一员,而事实上它恰恰是已经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1.2物体城市(City of Objects)

深圳模式的造城运动的起点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城市规划蓝图,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规划至多是一个详细的功能分区、交通布局和地块分割,却往往对地块内建筑空间布局并未做出任何更进一步的指引。于是一方面是规划上不分青红皂白地严格退线,限高以及对覆盖率、绿化率等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每个地块内一但满足这些抽象的指标,对建筑占据地块的方式以及建筑之间如何构成公共空间却失去了任何限制。深圳模式最终带来的一方面是一座有着良好的车辆交通和充足绿化的城市,而另一方面有效的城市空间却缺失了。在这样的城市里缺乏任何关联的建筑物被并列在一起,它们充斥着城市中的几乎所有空间,但相互之间并不构成积极的能够激发丰富的城市生活的城市空间;再加上当年经由全国专家精心打造的规划也在高速开发的过程中被不断打破,深圳模式中规划的一次次滞后和失效最终让位于速度,并使它成为造城运动的根本性参数。结果是基于极端有序的规划蓝图之上的城市建造过程却形成了极端松散无序、随机的城市(Well Planned Chaotic City),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建筑物简单堆积而构成的“物体城市”(City of Objects)。

1.3 “花园城市” (Garden City)

当人们开始从关注建筑个体转移到关注城市空间的品质时,普遍存有一种用装饰来弃旧迎新的强烈渴望。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出现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城市整治和美化运动。之所以称之为自上而下,是因为在以城市化为经济工作核心的当今中国,城市形象的提升是衡量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城市的绿化运动、灯光工程等等,几乎是迫不及待。城市美化运动对城市的作用类似于“装修”,即用“装饰”和“修整”的手段让一个城市地区更为美观,它往往过于流于形式而缺乏通盘考虑。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虽有种种政治上的考虑,但至少美化运动所表达的城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称道的,也是有批判精神的建筑师值得争取的一次提升城市品质的机会。

2.0针对当前城市公共空间问题的批判性实践。

针对当前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模式和潜在的改造机遇,URBANUS都市实践提出了作为一种城市策略的都市造园计划。我们希望借助环境整治、景观设计实现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一方面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的需求;另一方面用这一计划去填充那些在高速建造城市过程中剩余下的边缘空地,进而织补支离破碎的城市外部空间。我们尝试用都市造园的手段逐步去梳理、连接、充实和转化高速城市化所形成的“物体城市”。每一个“景观设计”项目都可以当作一次从城市局部对更大范围的周边地区实施作用的机会,来修正和重新建立建筑物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

2.1案例一  深圳地王城市公园——离散城市空间的链接

地王城市公园是都市实践在1999年深圳一项大规模城市环境改造计划中唯一得以实施的片段,都市实践尝试用所谓“景观”设计的手段来改善城市中心被各个机构所属的自成体系的建筑物所分割的局面,同时结合新的地铁出入口、过街桥以及地下商业空间连接被快速交通打断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通过对城市表层空间结构的重整,逐渐编织成一层无限伸展的公共空间网络以注入到新兴的“物体城市”之中,进而形成激发城市公共活动的场所,并将城市表层的公共领域连接成完整开放的空间体系。地王公园的构成非常简单,两条相互垂直且逐渐抬升的步道试图连接西侧被不同高差隔断的步行空间和地铁站,向南侧连接大型综合商业项目,向北连接计划中的跨越深南路直达地王大厦的跨路桥;剩余的一块坡地构成了有微小主题景区的台地园林。台地戏剧性地保存了一块在高速城市发展中被遗留的土地,新的园林成了在这块自然地貌上叠加新的人工景观的实验。同时它也是一次文化拼贴的尝试,通过对传统主题的诠释移植在新兴商业城市中置入了一方文人化的风景,并且透过这些主题景观的空间重新提供了一组观察周边城市的窗口。

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方以城市策略入手的近一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共空间却在建成仅仅两年后就被拆除了,让位给了它曾经试图连接的大型商业项目。地王公园一年建成两年拆除的命运也许正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种种疯狂和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小小注解。

2.2案例二  深圳摄影大厦绿地公园——城市表层地形的重塑

这一公园是与地王城市公园几乎同时完成设计,且正巧与它隔路相对,但与前者“当年设计,当年建成,两年拆除”的命运不同,它的实施却一直拖到6年之后,其间不断针对现场条件的改变进行持续修正,最终也仅仅形成了一个未完成的片段。当初的设计策略是在这块狭长地带中夸大一条人行步道和在步道上的步行体验。两组扭动、起伏的线条重叠、交错,覆盖了公园带形不规则的用地;通过塑造人工地形,使人在城市中的行走这一最为常见的活动更加有趣和值得记忆。步道下是缓缓弯曲的绿色,绿色时而从隆起的步道上穿出成为绿色的斑块和树木。起伏的地表暗示了人工地貌下覆盖的地市基地原貌:一条流穿基地一侧的暗河以及一片已经拆除的原有违章建造的大楼的基座,通过对地表的重塑,使基地的空间性格变得似是而非,它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地,启发人们各种非循常的使用方式。

公园最终形成的未完成的片段真实地记叙了深圳这座高速变化的城市的种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它呈现出的也正是某种时而令人兴奋,又时而让人沮丧的复杂、矛盾状态。但这一切又都似乎真实有据:尽管小小的公园对周边城市环境和各种潜在力量振振有辞的解说在喧嚣沸腾的都市之中显得力不从心和微不足道,然而当我们路过这里看到浓密的树荫下人们有坐、有躺,在高速紧张的都市运转之间得以喘息和伸展一下躯体。作为充斥着种种功利的大都市中的一小块空白,它给早已习惯了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群提供了片刻的闲适和浪漫。

2.3案例三  深圳公共艺术广场——混杂商业娱乐地区的文化注射

公共艺术广场设计始于2000年,也是一个历时六年之久才即将建成的公共项目。在紧邻香港的罗湖区一片高密度街区中,城市规划部门与建筑师在不断对话之中共同策划了公共空间的内容。有别于通常的“景观”型绿地,首先强调要在这废弃的土地上植入特殊的内容,并且最好与周边城市的生活内容具有相当差异化,来刺激新的城市活动和城市生态的产生,从而提升整个周边地区的城市公共生活品质。在这片混杂的商业地区,艺术似乎是最格格不入的话题,但艺术与无孔不入的商业的混合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力量。公共艺术广场定位一方面力求在稠密的商业和居住街区中开辟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同时也能在单一的商业文化的包围之中开辟公共艺术创作、展示、交流和教育的基地;它不仅是观赏性的休闲场地,而是一个生动、另类的城市生活舞台,也是公众触摸艺术的界面。所不同的是,这种文化氛围的引入不是城市演进中自然而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就像深圳这座极端人工式的母体的成熟历程一样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文化注射。

公共艺术广场有意采用了清水砼内、外墙,素色和简单的材质以取得与周边五光十色的商业娱乐环境的强烈反差,它与周边环境的格格不入使它似乎与外部世界失去一切瓜隔,但它并非全然自我孤立,而是试图建立与其周边繁杂的城市新的对话关系并彼此互为参照;正是透过它简单清晰的对空间的切割使人们可以获得重新阅读周边城市经验的新的途径,这种强制产生的互为因借,反观和彼此映衬的空间句法其实与传统的都市造园并无二致。

2.4案例四  深圳笋岗中心广场——裸露空间中的城市绿洲

大面积的仓储、物流与批零商业混合区是当前城市的一种片区类型。在这种片区中,存在着大面积的裸露空地,笋岗中心广场基地便是这种片区中的一个典型。在这样一种极其空旷、零散的城市肌理之间强力推出一个吸引人的市民空间和大型地下停车场无疑将是对这一地区的商业转型和空间置换注射的一剂兴奋剂,同时将有力加速提升这一区域的公共生活品质。

当都市实践接到这一项目之时,原设计的地下停车场已施工到了一半以上,且甲方认定原设计中的下沉空间很难在近期内产生良好效果,坚决要求将其填平,同时要求我们尽可能保持原设计地下部分不变,在尽量较少影响施工进度的条件下重新设计广场的表层。

在周边环境身处快速变化之中且无法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参照前提下,广场就需借用强有力的视觉和空间手段形成自身完整的形态,并且同时具有适应性。整个广场表面被设计成一张薄薄的膜,仿佛是轻轻覆盖在已有的地下结构之上。原有的下沉广场也形成了自然凹下的表面,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覆土厚度以不致对地下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进入地下空间的方式。我们设想地下局部设立展览和小型活动空间、公共洗手间等配套空间。用地北侧几个用玻璃、木材、钢板等材料构成的构筑物有的作为进入地下空间的公共入口有的可容纳小型商业设施,同时这些构筑物也轻轻勾勒出广场北侧的边界轮廓,增加了围合感的同时,也把北侧混杂的外部环境略微加以屏蔽。五个花岛漂浮在空旷的广场之上,辟出了几个小尺度的亲切的活动空间,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主题,与地表流动的线条一起编织成一方城市绿洲,用其表面肌理强有力的方向感引导人的活动并以此把用地南北两侧的街道连结起来。

2.5案例五  深圳罗湖区东门广场——街角空间的城市舞台

东门广场地处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区附近、深南大道与东门路交口,这块身处稠密商业区的金角长期以来成为匆匆而过的路人不经意的一处角落。随着近期邻近的两栋烂尾楼的起动以及计划中的地下空间的利用,这一个转角广场可以成为连接街道与地下商业区、过街地下道的关键环节,也能为穿行的人群提供一处驻足停留的公共用地。

设计是在周边极具活力又混乱无序的城市角落掷下一方小小的城市看台,它是一片观赏台,轻轻浮在隆起的坡地上。它与下面的土地若即若离,人们可以坐在看台上不经意地注视来往的行人;“看人”也许是大都市人群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交流模式,人们随机穿越和偶尔驻足、闲坐、对视、交谈,它可以提供一种机遇和舞台。在这里,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空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而是一种可以刺激公共性不受拘束地随机产生的条件。

2.6案例六  深圳社区公园计划——情景式的社区空间

2006年是深圳市 “社区公园年”,政府又一次大力推进公园进入社区的运动,这似乎会成为继上个世纪末以来深圳城市整治美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公共空间建设高潮。URBANUS都市实践再次应邀参加了罗湖区五个小社区公园的设计,在此我们把每个小公园看作是介入某一特定社区生活和街道体验的一次试验:我们设想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地形特征和文化特征采取不同的介入策略,这些小小的“口袋式公园”将与周边住区的生活紧密结合,并发展出一系列的不同主题与其所处的城市环境对话;这些小公园逐渐可以形成一组组具有特定情节的城市场景,当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来游览这些隐藏在大都市中的小园片段时,对它们的体验也就成了一幕幕都市戏剧的段落场景,当把这些场景串联起来后就构成了对这座城市体验的一条不同的线索。

2.7案例七  北京CCTV媒体公园——机构空间的市民化

CCTV媒体公园是位于北京CBD的新CCTV建筑群中的一个开放空间,它的公共性——属于城市的抑或CCTV的——仍值得争论,但媒体手段如何使公共空间更有公共性是更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URBANUS都市实践和北京城建设计院谢晓英工作室提出的方案很好地平衡了在公共空间中常见的公私对立的问题。媒体公园的主要空间是升起的台坡地,既较好地覆盖了场地中大量的原工业建筑的浅基础,又使属于CCTV的外景地能有效地与城市街道剥离。而通过旋转这个斜台地,制造了联结南北面城市主路的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场地——电视广场。

台地的挡土墙为电视广场提供了一面起居室式的墙面,无数屏电视象从墙缝里绽出的鲜花,电视曾是把人离散到各自居室里的力量,但这样的街头电视墙又把人重新凝结到公共空间之中。

台坡地的铺妆沿用了OMA在整个CCTV群体中的像素点概念,但在这里,不是那个无中生有的皮拉内西的罗马城图案,而是一个匀质的像素点,使这个公园成为一面世界上最大的屏幕。它一方面借用了“媒体”的主题,同时让种植成为一种表意的工具: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可置换的灌木或花卉种植点,通过播种不同的种子,有计划地变化每个像素点的色彩,从而使整个画面图案不断变化;而种植的选择完全可以交给面向它的CCTV大楼的工作人员,这种游戏是经营公共空间的一种思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种植在城市中成为一种少数人的职业,而不是人人的爱好。城市中的绿化仅仅是视觉上的对象,而不是可参与的活动。而我们提出的这种像素点设想,则以种植为媒介,使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公众游戏的棋盘。

2.8案例八  2008北京城市标志物——政治空间的平民化

2008年北京城市标志物项目本意于在奥体中心再创一个高潮,但URBANUS都市实践的方案却把它看作提升整个奥运广场公共空间品质的一个机会。

奥运中心的纪念性和政治性从它的选址便可以读出,北京城的中轴线本止于钟楼,但传统的规划意识总是让这条轴线不断蔓延,作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象征。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轴线的尺度也在放大,到了北中轴奥体中心时,它已经是一个长于两公里、宽80米的空洞物。虽然畅想着在这里有各种节庆活动,但如何在这样的广场上立个漂亮的灯杆都已然是个设计难题,更何况去设想如何安放在大型活动中所必备的配套设施。

面对这个设计难题,标志物的立项带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我们可以设想它是水平展开的纪念性物体,同时,为了让北京城不再有扩张轴线的虚妄,它在奥运森林公园入口又高高昂起,指向北极。这样一个巨构,为空旷的中轴线提供了一个基础设施;它是一个架空的单轨车走道,提供运动场和森林公园之间的公共交通。同时,它的支撑体可以构成各种服务设施,例如小卖部、咖啡店、医务站、厕所等等;高架桥可以成为照明设施、通信设施、音响设施的载体。有了这样的基础设施,才使公共广场上的公众活动成为可能。

昂起部分的标志物的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是一个一般方式的观光塔,它的倾角允许它成为一个可攀登的天梯,它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可用于火炬接力的礼仪性场所,也成为一个吸引公众攀登的人造山峰,在这种攀登过程中,人和建筑溶为了一体。

3.0结语

“都市造园”是一项带有浓重的中国寓意的城市公共空间计划,面对城市外部空间的种种问题,它想以一种中国人更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发展出既有别于深深根植在市民文化和民主传统之中的纯粹西方化的“广场”概念,又不止是中国式的“园林”和“绿化”的一种新的类型。当代中国城市整体形象上的国际化,趋同化和混乱无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新的城市状态所展示出来的合理性和生机勃勃的活力;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与城市最直接的接触注定发生在城市的表面,外部城市空间是具有极大潜力的新的城市前沿。对城市高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空间的再利用标志着城市已经向纵深发展并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而“都市造园”计划作为一种城市策略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