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总策展人/孟岩
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是一个计划已久的展览，它是2005年大芬美术馆设计之初就已经设想的一次当代艺术事件。这次展览不同于时下各地层出不穷的众多当代艺术展事之处首先在于它切切实实发生在一个似乎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深圳大芬村——一个以商业油画产业闻名的城中村。其次，这次展览的现场就位于大芬村中的大芬美术馆——一个坐落于当代城中村中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村级美术馆。
对流产生于密度的不均匀或能量的不对等，它往往是自发性和强制性的混合，不均等的两方反差愈大、张力越强、对流的效果便愈猛烈。正是在策划之初就预料之中的这一展览所引发的种种观念冲突使它自始至终游走于既合乎情理又荒诞离奇之间。展出作品既有严肃理性的分析解读又有机警幽默的戏仿与批判，在矛盾与冲突之间构筑了参展艺术家与展览场地之间、当代艺术观念与当地艺术生态、以及一次艺术事件与大芬村和深圳当下城市生活之间的重重对流。
深圳30年经济奇迹的起因是当年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经济制度改革的实验。然而长期不懈寻找一个突破口的同时也让这座城市最终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而非文化机器。近年来城市经济的富足与自信和城市文化的贫乏与自卑使深圳这座前沿城市发展后力不足，而先经济后文化的急功近利式发展理念也使城市文化战略定位不清且力不从心。另一方面30年后外界对深圳的认知还往往停留在快速粗糙发展的早期阶段，深圳是“文化沙漠”更无艺术土壤的观点仍不绝于耳。其实深圳所不具备的是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一座30年的城市怎么可能没有自身的文化，怎么可能没有值得当代艺术关注的独特表达方式，它的缺席是源于我们头脑中固有偏见所致的视而不见和不愿所见而已。
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揭开了长期覆盖在文化、艺术界一层精英艺术的盖头，让艺术家重新回到现实中来，面对急速剧变的城市现实和其种种表象并作出回应。这正是当代艺术的试金石，很多人对大芬村的不屑一顾、避之不及和划清界限的种种反应恰恰证明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文化偏见和陈腐观念是如何根深蒂固。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都直面以大芬村为样本的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的奇异特征，不同于当下各种当代艺术展览，这里他们对大芬村乃至深圳“此时此地”的观照与摹写提供了最直接且极其多样的介入方式。而“在大芬”项目对大芬村艺术现状的抽样也试图还原此时此地大芬村艺术生产与创作的完整面貌。
整个展览分为“主题展”和“在大芬”两个部分，而这两部分在大芬美术馆中的呈现方式却颇具意味。在最终的展览中，“主题展”在二层，“在大芬”在首层，而选择这种上下层间的对流本应不难实现，因为这个展览与建筑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当直白且十分吻合建筑最初的想法。大芬美术馆的空间构成原意上是一个类似“夹心饼”似的结构，中间是典型的“白盒子”式的标准美术馆空间；下层与街道相平，希望容纳开放式的展示、展销或油画市集；在两层之间贯通的洞口使两种艺术生产和展示内容之间得以互望和“对流”。但事实证明这种垂直方向上的“对流”并不十分通畅，且上下叠置的空间关系也容易使人联想到一种高下之分的暗示，更重要的问题是上下层之间似乎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展览。其实最初的展览设计是想把100幅创作于大芬村的艺术作品以及海量的大芬商业油画一起展示在二层近8000平方米的展厅中，而散落其中的若干独立展厅则用来展示受邀艺术家们基于大芬村创作的作品。今天看来也许这种展览布局更能吻合“对流”的初衷和本意，平层的“对流”应该更容易发生，也更能勾画出大芬村当下艺术和文化生态的真实状态。
当代艺术的本质应是反精英、反传统的文化产物，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在过度商业化的文化语境下这样一种本应生猛不羁的艺术思考和艺术方式却一步步成为全球资本过度包装和尽心调制的精雅时尚的宠物。这实在是一场或悲或喜的尴尬境地，随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拍卖价格的不断攀升，当代艺术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却正在一落千丈。很多艺术家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下变得日益丧失社会洞察力以及面对现实的勇气。然而此次参展的国内、国际艺术家以及大芬当地艺术家都对这一项目报以极大热情和不懈的专业精神，他们带着审慎的批判眼光重新注视大芬以及深圳的当下状况并用作品作出各自独特的解读。
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这一连串字符的拼贴充满了多义、冲突、张力与妥协，不难设想如果把“大芬”二字换成任何一个更具精英特征的“国际化”场所，如威尼斯、798、宋庄等等，结果会如何？其实这一展览的诱人之处正在于这两个字所勾画出的现实困境：让不知道大芬村此地的人莫名其妙，而知道的人很多又避之不及，这一展览就是在出人意料和匪夷所思、在滑稽可笑和严肃思考之间衍生出多义多解的无限可能性。就像“主题展”参展艺术装置“康坦泼热瑞阿特”对当代艺术在大芬村境地的注解一样，在嬉笑怒骂之中既不知所云又准确无误地指明了艺术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结症所在。
作为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的大芬现场艺术事件，“对流展”具有特殊意义。它用一种人工对流的方式让艺术家、学者、管理者、建筑师以及普通市民重新关注大芬村及其背后的城市问题。它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一旦摆脱头脑中固有的偏见就会对周遭的现实有更敏锐的认知并终将获益匪浅，大芬村和它所代表的中国城市化的特殊现实值得严肃思考与研究。其实大芬村20余年由村到城的演化之中既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国际商业市场自上而下的助推，又有本土力量自下而上的自发能量聚集，最终大芬村和它的艺术产业生态也正是这多种力量对流的结果。而恰在此时当代艺术确应对此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有所表达，它也许根本就不应发生在美术馆里，艺术作品应延伸到大街小巷中与急速城市化的现场直接对话，而整个大芬村乃至深圳不也正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当代艺术作品吗？从这层意义上说，大芬美术馆也就不再只是一座建筑，而是与整个大芬村一起构成了“对流：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最真实和最贴切的发生土壤和展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