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即展场,展览即实践——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文_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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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一个无时无刻不被技术与媒体充斥的当下生活现实中,双年展为什么还值得我们亲临现场?它怎样才能从一场短暂的学术与媒体盛宴中自我突围?双年展还能够在日常的喧嚣琐碎之中创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吗?或许能像它所承诺的成为一片观念上的“飞地”,或是在多重现实中实现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双年展所开启的一场持久的城市介入行动能否如期而至?笔者的这些疑问和自省一直盘绕在策划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以下简称“深双”)的两年间。2017年第七届“深双”无疑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展览,是一次集大成的实验,尤其突出的是借助城市策展手段介入城中村的复杂现实。然而在“深双”的历史语境下,它并不是一次突变,而是承袭了历届“深双”传统并将其推向极致,在保持一个年轻双年展生猛无畏的探索精神的同时,更试图建立一种展览现场与介入实践合体共生的另类展览模式。如今“深双”已落下帷幕,喧嚣归于平静,而这些追问仍萦绕不去。当一个展览直面当下城市问题并触及到当代文化的症结,它也可以成为一道劝谕、一声呐喊、一份宣言和一次行动,能够对当今城市的空间、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和重建。

本文将回溯2017年“深双”主题——“城市共生”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策展人一反国际双年展日趋宽泛、中性和政治正确的主题范式,针对当今世界的文化境况和中国城市化的严峻现实,鲜明地推出了既是城市观念更是一项行动宣言的“城市共生”主题。文章首先分析了这一主题如何通过盘点和反思中国近四十年快速城市化的历史遗产,适时回应了当下迫切的城市问题;随后阐述了在这一主题下的城市策展理念与介入手段,解读了如何在极端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城中村铺设多重展览叙事结构,展览设计如何凸显城/村共生并应对多元混合的观展人群,最终在3个月展期内编织了展览与日常生活同构的混杂现实。文章最后以“后策展时间”为题,用未完待续式的插叙展示了“深双”鲜为人知的另一侧面:自发的双年展、隐形的双年展和未完成的双年展。在此之上,2017年“深双”最重要的成功是助推了南头城/村重生计划的启动,它也用自身的学术平台和展览实践试图寻找中国城市化的另类样本和未来模式。

2. 建筑展览——从抽离基地到回归现场

也许从来不存在理想的展览模式,但对于策展人来说建筑展无疑是最难做的展览。展览并不是建筑学与生俱来的工具和语汇,具有自觉意义的独立建筑展的历史也并不太遥远。由于在西方传统中建筑与艺术之间的历史勾连,在画廊和美术馆中展览建筑变得顺理成章。专业的建筑展览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然而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因为建筑本身无法与建成环境分离,如何解决展示主体不在场的困境?倘若如此,我们究竟展的又是什么?建筑展呈现的大多是建筑物建成以后或未建成之前的拟像、替代物、实物片段和模拟再现等多种表达媒介。前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的建筑策展人巴瑞·博格多(Barry Bergdoll)就曾撰文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展示建筑的现象改变了建筑的特性和可能性”,他指出自启蒙时期以来展览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对于发展现代建筑的那些最为鲜明的特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他也认为抽离现场的建筑展览促生了对现代建筑的公共属性和责任的批判性思辨,也开启了一段寻求建筑含义以及塑造国家、区域和地方特征的建筑历史 [1]

埃娃·丽萨·派柯南(Eeva-LiisaPelkonen)于《在悖论中开掘》(Mining the Paradox)一文中铺陈了建筑展览的众多面相,展览作为建筑思想的实验室,在历史上甚至催生了“建筑电讯派”(Archigram, the Living City, 1963)和“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 the Continuous Monument, Trigon ’69)这类激进的建筑思潮和建筑团体;同时展览让建筑师暂时逃离了日常事务的琐碎,可以采用极端思辨的立场开辟建筑学新的可能性。除去纯粹建筑学领域的探索之外,城市、社会与公众参与也是建筑展览历史上的长久话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动荡的社会现实、激进变革的影响也曾深深植入了同一时代的展览现场,政治宣言和社会理念回荡在展览与周遭现实的激烈互动之间。总之,建筑展览始终是建筑学的历史与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展览不仅只是宣传了建筑师和建筑物,并且时刻提醒我们建筑学能够和应该成为什么的全部可能性。”展览作为媒介不仅可以再造一个沉浸式的模拟性体验,更能够成为鼓励公众参与的界面,甚或是一场社会动员和行动,“展览也迫使建筑师和策展人一次次地重新定义建筑学的范畴以及边界。[2]

建筑展衍生于艺术展,而远为庞大、复杂的建筑和城市存在于我们周边且不断演化,与人们直面相遇,本无需依托展览媒介而存在。最理想的建筑展也许只有真实的建造展,就像1927年德国斯图加特“魏森霍夫”(Weissenhof Estates)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柏林住宅展实现了足尺的城市建筑实验。除却这种最极端的建筑实践展以外,建筑展更广泛囊括了研究与知识生产、观念陈述与社会宣言的内容。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前后,国际大展围绕一个统一的主题而展开成为新的传统。为了迎合一个日益媒体化的社会,一方面展览主题必须足以引人关注且又能够包罗万象,越来越多明星建筑师代替职业策展人策划威尼斯和其他国际双年展;另一方面近年来除了库哈斯在第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采用了强势策展方式高度整合展览之外,更多策展人采用的是在一个并不针对特定问题的宽泛主题下呈现汇编和集锦式的“来自前线的报告”。正是在此大趋势下,十五年前才加入双年展大家庭的“深双”开始突显其另类本色,与其做一场包罗万象的展览,它径直反向地邀请双年展的观众参加一趟“去往前线的探险”。因为深双作为聚焦城市化主题的年轻双年展不仅是一个展览,同时也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剧烈城市化的现场。观众的观展体验是从亲历或见证这一急剧城市化的真实进程开始的,事实上从深圳到珠三角,城市本身才是深双最大的展场。历届深双都试图紧扣城市化进程中最为迫切的城市问题,因而展览主题也往往更具问题导向且立场鲜明,可以说七届深双主题的演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深圳城市和文化转型的历史。

3. “城市共生”作为普世价值、城市观念和宣言

紧锣密鼓筹备第七届双年展的2016年所面对的恰是一幅危机四伏、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图景,它如同大自然美丽表象之下无时无刻的暗流涌动,矛盾丛生: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单边主义抬头、国际恐怖主义升级,宗教冲突和难民问题、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另一方面,全球主义、消费主义、信息与媒体技术又对既有世界秩序、经济格局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实施颠覆,不断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重新格式化,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游戏规则正待形成,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正是这一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使得带有鲜明后现代文化色彩的“共生”理念呼之欲出。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最后一章中谈到“多样性的全球化进程”时,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以“是一种导向型工具,是因为它在形成和解构文化时、在提高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与知识生活之秩序时,具有重要地位”,进而指出建立“新框架需要更富弹性的原生性结构,需要认可、容忍广泛的差异”。[3]“共生”理念的重新发现表明了一种态度,即对个体、社会和文化多元性的认同,对“另类”、“他者”与“不同”的包容。而实现它的途径即是反对单一价值取向、反乌托邦的发展方式,主张杂糅、差异与抵抗。“共生”是从根源上对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空间层面不同起源、不同状态、不同价值观的认同与

包容,是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叛,也是对正统现代主义美学和单一“进步”大历史观的修正。

反观中国近四十年来的造城运动在权力和资本裹挟下经历了高速发展,城市渐趋同质和单一。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更新进一步把层积丰富的历史街区和多样杂糅的城市生活彻底清除,代之以全球化、商业化的标准配置。城市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由开放空间正在被规范化、机构化和标准化的空间实践所挤压和清除,按既有模式建造的城市已经难以容纳更深远的创新活力了。“共生”可以是一种发展模式——“城市共生”强调城市生态系统之平衡,如同自然界物种之共生与动态平衡,城市中的矛盾混杂不应被肆意打破而失衡。“共生”更是一种城市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应自觉地反抗单一和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因为城市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今日之城市应是多元价值体系平衡的结果,是人们身处同一世界,心存不同梦想的高度异质性和差异化的文明共同体。城市本应无所不包、和而不同,它的生存与繁荣恰恰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对“差异性”的文化认同。[4]  

4. 城市策展:一次异质与共生的策展实践

4.1 城中村中的双年展

深圳是自上而下理性的规划与自下而上自发生长的共生与合体,是乌托邦与异托邦、秩序与混乱的合体与共生。城中村是城市与村庄的合体与共生,它仍处于城市中的“未完成”状态,持续演进、自我繁殖、自我更新、投机钻营与民间智慧无处不在。城中村的发展是借力与自助结合,既灵活又善变,它的空间生产策略在其他城市地区无法应用和复制。正是在清晰与混沌之间、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体系里,城中村这一灰色地带被保育成了当下最具潜力的城市实验场和另类新生活的培育基地。城中村一栋栋密密匝匝的“握手楼”排布出了“迷你街区”,滋养了灵活多样的自发经济模式,使无数年轻的外来者在拥挤狭窄的出租屋和内巷中暂栖了身心,也容纳了梦想,成为新来者真正的落脚城市。城中村永不落幕的“未完待续”状态使持续的创造成为可能,人们不断把自身的生活理想和未来想象投射到这里并持续实验,以一种相对低廉的成本、在相对自由的机制中不断生发出种种新的可能性。

深双是游牧式和实质性城市介入的展览,于2005年为应对最为迫切的城市问题而生,它始终坚持在城市中四方游走,直面当下,切入现实。2005年恰逢深圳城中村改造办法公布,在城中村首次面临大规模拆除的关头,首届深圳双年展第一次展出了城中村改造研究的板块,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和共鸣;其后经历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深圳馆大胆地将城中村中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与梦想作为核心叙事之后,2017年深圳双年展终于首次走进了城中村,这十余年间,政府、公众、学界和媒体对城中村问题的包容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然而在深圳面临土地资源枯竭而转向对建成区全面改造的当下,城中村再次成为深圳城市化向内深耕的最新前沿,城中村的未来命运也必将触及城市平衡发展的最后底线。2017年深双再次直面这一困局,直接介入城中村改造并以展览作为探索新的共生发展模式的契机。

4.2 另一种双年展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事件正是那些发生在街道上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乔治·布雷希特(George Brecht

2017年第七届深双是寻找新的理论、新的实验和新的实践模式的平台,南头古城主展场和位于四个城区、五个城中村中的分展场均紧扣“城市共生”主题,同时又是一系列各不相同、各自独立的展览,在城市之中处处开花、全城互动。南头主展场也呈现为多个展览的共生同体,它们似乎是环环相扣、一个套一个的无数个相互叠加的双年展。展览模拟城市体验、融入城市本身,既有严密的整体构想又可以随机应变,充分应对展场位于城中村的种种不确定性。南头主展区包含三个大的展览:第一部分是城/村介入实践展,展示了两年以来南头古城改造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它不仅仅是建造,更是一项以公共空间为线索的本土文化复兴和社区重建计划[5];第二部分是位于古城北部厂房区内的主展场,囊括了世界南方、都市村庄和艺术造城三大板块的核心部分;第三部分是从古城南门起到古城中心广场沿线及散布于古城各处的小型展览和街道、社区的微介入计划。然而这三大展览在结构上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展中展”,在“展览”之外的南头古城/城中村才是第七届深双最大的展场,让人们进入城中村亲身感受和参与才是最重要的观展体验,城中村里众声喧哗、活色生香的生活现场才是真正的主展。在城中村和展览之间的穿越模糊了展场与现场,构成了一次次叙事的重叠与交织,它们相互合成并互为印证。展厅内部浓缩了城中村的历史,映射了生活现实也涵盖了对未来的想象,而包裹展区的城中村本身成了展览的主体,同时也是展览注视的对象、佐证,有时甚至构成对展览本身的反证和批判。此次双年展吸引了政府决策者、专业和媒体人士之外的很多城中村居民和城市年轻人群的广泛参与,它给大量从未走进过城中村的人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关注这一城市中不同生活现实的契机,而进入城中村的双年展更是提供了环视和反思当下城市问题的另一种批判性视角。

4.3 展览的多重叙事结构

位于北部工厂区主展场的南楼为“世界南方”板块,其首层和二层与中部的“都市村庄”板块在空间上衔接,随后连接到北侧的“艺术造城”板块。“世界南方”板块“以‘影响与抵抗’作为副题,着眼于探讨地方性与全球化的权力、资本与文化动力之间的广泛博弈与丰富表现,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自身条件的适应与改造,导致‘差异化的现代性’后果的实现”。[6]

“世界南方”垂直叠加了最大差异化的展览呈现。一层是“南方|南方:多样性的现实、实践与批判”,介绍了拉美地区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非正式建筑的历史、现状、建造模式和新的城市策略。二层以“漂变的珠三角”为题聚焦岭南、客家与深圳,采用几组当代艺术装置寓言式地呈现珠三角移民的历史、客家迁移和社会文化变迁,试图找到差异的现代性的历史基因。三楼的“他者南方”对两个南方——江南和岭南做了一个建筑类型学上的对比研究,以及地缘文化和空间的差异分析。四层以何志森指导的“图解南头”工作坊成果回到南头古城。一到四层的展览从南美大城市中民间的愉悦和创造氛围转到珠三角遭遇现代性的从容与荒诞,展览体验也经历了从江南的轻盈细腻到岭南当下的纷繁杂陈。王昀的聚落研究项目从历史的维度展示了世界聚落从自然到人工的聚居生长机制图谱,意在表明城中村乃是世界聚落在当代的一种呈现形式而具有其必然性。这一作品在空间上衔接了南方板块与二层核心的“城中村档案馆”,加强了两大板块间的叙事联系。

“都市村庄”板块包含了中部主厂房首层的主题展、二至三层的研究展、展中展和特别展,以及散布城中各处的“城中展”,总体呈现为多个展览的重叠与共生。“都市村庄”板块以“杂糅与共生”为副题,是第七届双年展的主题板块。展览叙事主线以“城中村”这一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特殊的城市现实为样本,以历史研究、现实观察、介入实践与未来想象等多元视角回应与呈现“城市共生”主题。

位于首层的“都市村庄主题馆”是一系列自由散落的半封闭展区,类比于故事屋、游戏室、照相馆、图画室、录像厅、音乐室、实验室以及未来馆等都市民间的日常空间,内容取材于丰富的城中村研究与观察,展示方式力求新颖引人。两条十字交叉的内街模拟了城市街道的体验,嵌入墙面的大型摄影作品和隐藏在楼梯间的霓虹灯装置犹如巨型广告牌侵入了城中村的日常;迷你街区之间是纵横编织的街巷,充满了不同色彩和质感,游荡其间便会撞见随处嵌入的微型影像展,就像与街道涂鸦的不期而遇。策展人为主题展定制了一系列特殊的空间地形,为参展项目制造限制条件的同时也鼓励展览即兴发挥和不断生长;于是展览成了一场不断添加、无休无止的实验,观众的观展体验也不再是一览无余,而是不断发现、遭遇惊喜和主动参与。

位于二层和三层的展览叙事呈现密集、重叠与多重讲述,首尾相接又变幻莫测。主题板块下设置有“城中村档案馆”、“城中村演武场”和“城中村实验场”3个子板块,从城中村的知识库、改造工具手段和空间实践三个方面聚焦城中村。二层正中杜鹃的“档案墙:十村世纪变革”全景式地呈现了深圳城中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历史演变,由这里串联出的“城中村文献库”和“城中村观察站”囊括了众多参展人用极其多样的媒介手段全方位呈现的对城中村演进的追踪、生存机制的记录以及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未来想象。三层的展览将国内外学术机构、建筑师、艺术家、地产商、独立研究者和民间组织针对城中村未来的提案共冶一炉,成为一场众声喧哗的集体发声。

本届深双第一次引入了当代艺术板块,国际策展人和评论家侯瀚如策划的“艺术造城”板块为双年展增添了关注城市现实与未来更加多元的视角。“艺术造城”的“终极目的是在经典的建筑和城市之上,加上一个更有活力、更有创意、更开放的系统。在高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之上,引进一个可以不断延续和发展的软架构。”[7] 事实上展场内艺术、建筑和城市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挑逗性关系[8]”,甚至是试图互相消解和批判的对垒,使展览更为立体丰满。艺术家何岸的装置作品试图解构建筑的日常理性——在两座厂房之间的空隙里建造的一片倾泻而下的墙体,原本功能性的管线、墙上的小便斗和广场边的路灯同时失去本来意义,几近捉弄和反抗建筑和城市通常所呈现的过度理性和僵化。林一林在拥挤的街道上的行为同样消解和打断了日常生活,正如策展人所言,艺术是非功利的,转瞬即逝但是足以供人们日后怀念。迥异于艺术家们处置现实的方法,建筑师们则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装置介入城中村,如张永和的信息亭、NADDA的膜结构凉亭、都市实践的瓮城以及犬吠工作室的超级烧烤巨构等都表达了建构本身的理性、节制和思辨,它们或承载记忆、挖掘历史,或关注空间修辞与城市戏剧场景的重塑。

5. 后策展时间:一项长期计划的开始 

5.1 隐形的双年展

“城市共生”是一个“进行时”的展览,展前策展团队发起了绘本城中村、城中村影像馆、城中村材料库、城中村图书馆、城中村信息中心等一系列公开征集与合作计划;展览期间由策展人委托平面设计师参与的“城中村布告栏”、“牛皮癣对话框”、小海报、招贴画不断涌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展览渐渐演化成一座人们游走其间的多重迷宫,它模糊了现实与乌托邦,它是工厂、实验室、工作坊、图书室、画廊、游乐园,也是探向未来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展前六个月策展人发起了一系列“共生实验室”以期开放策展过程、

持续城村共生的学术探讨;“城中村故事会”增强了当地居民的参与分享;在古城中心广场设置的“南头议事厅”更试图进一步打通展览与生活现实的界面,提供一处城市决策者、专家与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古城保护与更新的议事空间与公共平台。

“城中村档案馆”一方面是在展览之前已先行启动的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策展人通过委托专项研究、合作计划及公开征集,对国内外近十几年来与城中村相关的研究进行海量收集与整理,形成城中村历史与现实生态的庞大数据库。“城中村档案馆”同时也是不同参展人以多元视角和丰富的视觉语言所呈现的展览现场。这里汇集了个体经验、观察模型到大数据收集,理性逻辑的分析研究与众生嘈杂的个性解读喧嚣并置。“城中村档案馆”还是一处活跃的知识生产空间,展期内不断与观众和当地居民互动,展后也希望为未来城中村的相关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档案。[9]

5.2 自发的双年展

第七届深双是注重“发现”而非预先设定的交流平台。在清晰的主题策展结构框架下,在深双历史上也是首次采用了对部分参展人公开征集的方式,这极大调动了年轻建筑师、研究者和艺术家的参与热情,由于大量应征者缺乏大型国际展览的参展经验,也极大增加了策展团队的工作量和展览呈现的不确定性。难得的是经过三次公开征集和与策展团队多次交流,城市和建筑板块有大约1/4参展作品出自这些年轻的团队,他们作品的最终呈现也格外出色。更令人欣喜的是由于本届深双的主题和选址的特殊性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公开征集、自发组织的微型设计介入和大量活动也吸引了本地居民的广泛参与,展览真正实践了一次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自上而下”的统一策划的共生,以此形成对双年展自身机制的批判和变革。

5.3 未完成的双年展

本届深双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双年展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双年展。原本设想“为城中村的未来献上一条计策”是“线上展览”和展览现场的互动计划,而未实现的《城中村之声》(Urban Village Voice)小报则可以

称为对非正式的媒体小报的回归。“城中村群艺馆”原本是深双的特别活动策划,强调居民参与,将一系列拍摄、放映计划和戏剧活动嵌入到城中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活动回馈南头居民。这些舞蹈、戏剧展演、电影拍摄与露天电影放映计划原本是本届深双极其重要的展映单元,最终因管理原因取消无疑是巨大的遗憾。

“城市共生”成就了一场遍布全城的展览。相对于集锦式的主题展,古城中散落的历史建筑、民居、街道、空地甚至烂尾楼中间也嵌入了与当地居民互动的作品和活动现场。以展览为契机实际介入城中村改造、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以此回应“双年展可以为城中村做些什么而不是城中村为双年展做些什么”的问题。最后,一届在城中村举办的双年展注定是与众不同的,“众生共荣”的城中村是年轻移民的落脚社区在当下城市中的最后堡垒。保留城中村不仅在于保留城市档案和城市记忆,也是为筹划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未来。这个未完成的双年展“隐含了一种劝谕,保留城中村,并由这里出发审视、反思和重建一种杂糅与共生的城市多元主义体系”。[10]

6. 结语

2017年第七届深双无疑是一场多面向、另类和不拘一格的展览,但展览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的观念陈述、阐释和宣言。展览是一个社会平台来构建或重建作品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提供多重可能性,让奇观主导下的现实世界得以发声,展览可以成为一个替代的抵抗型的空间。在这里,合法的与被边缘化的、无法获得表达的空间与社会群体得以展示自身、共存共生。[11] 正如策展人小汉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所声称的,“展览不是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有着大团圆结局的制作,而是一个出发点。它是起点、转折和探险。”[12] 随着双年展的结束,对城中村未来的讨论与空间博弈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项以南头改造与重生计划起始的城村共生实验也刚刚开始。

(图片来源:图片版权©UABB、©URBANUS 都市实践、©吴清山;摄影:张超、吴清山、URBANUS 都市实践)

参考文献:
[1] Barry Bergdoll. Out of Site/In Plain View: On the Origins and Actuality of the Architecture Exhibition[M]// EevaLiisaPekonen, etc. Exhibiting Architecture: A Paradox?. Yal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2015:14.
[2] Eeva-LiisaPelkonen. Mining the Paradox[M]// Exhibiting Architecture: A Paradox?. Yal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2015: 9.
[3]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209.
[4] 侯瀚如,刘晓都,孟岩. 城市共生:从城中村开始……[R]// 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城市+建筑分册.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2017.
[5] 孟岩,林怡琳,饶恩晨. 村/城重生——城市共生下的南头实践[J]. 时代建筑,2018(5):58-64.
[6] 刘晓都. 世界南方:影响与抵抗[R]// 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城市+建筑分册.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2017:109.
[7] 候翰如,杨勇. 艺术造城:现场[R]// 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2017.
[8] Andrea Phillips. Exhibitions Matter[M]// Exhibiting Architecture: A Paradox?. Yal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2015: 196.
[9] 孟岩. 都市村庄:杂糅与共生[R]// 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 城市+建筑分册.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2017:178.
[10] 朱大可. 村史、城史、国史:一部田野调查报告的诞生[M]// 南方都市报编著. 未来没有城中村:一座先锋城市的拆迁造富神话.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7.
[11] 侯瀚如. 日常奇观[M]//策展的挑战:侯瀚如与奥布里斯特的通信.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12.
[12]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平行现实[M]//策展的挑战:侯瀚如与奥布里斯特的通信,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92.

本文原刊载于《时代建筑》2018年04期174~179页,经校改后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