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D 主编会客厅——对话都市实践

UED 主编会客厅——对话都市实践

彭礼孝 UED杂志社主编
刘晓都孟岩王辉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UED ：许多评论都提到都市实践与其他的中国建筑事务所不一样，您认为都市实践的“不一样”最主要体现在哪里？

刘晓都：我认为都市实践与其他的中国建筑事务所最大的不同有如下几方面：一是理念，在于立足于“城市”的特殊视角，并在 20 年里一直坚持了下来；二是风格，追求现代主义但又不囿于明晰的手法或个人形式；三是操作，平行合伙人制运行了20年，被同行评价为绝无仅有的操作模式。

孟岩：都市实践是入世的理想主义者，既有鲜明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又少有当下建筑师容易沾染的职业洁癖；不仅关注建筑学本体的问题，更关注城市现实和社会公正。都市实践的作品少有跻身于如画风景之中，更多是混迹于杂乱的城市街区。我们既专注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又关注城市设计与研究，还介入城市景观、城市策划、城市策展、公共艺术。都市实践通过多种媒介全方位地介入城市，期望创造具有强烈城市建构意识的“城市建筑”以激发和滋养有鲜活生命力的当代城市生活。此外我们的深圳实践长期专注于一座城市，以不断涌现的城市问题为导向，用研究引领下的在地设计实践去一点一滴地改变周边的城市，这一点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王辉：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于有的事务所会有选择地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而我们不回避做任何类型的项目。这点从我们项目所涵盖的类型、尺度、甲方、地域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直面的对象是城市化下全方位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城市化中特殊的机会。再深究一点，我们还是相信创意带来的是普适化的方法，而不是个别化的表现。这点可以在我们对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改造的策略与方法中看到。

UED ：都市实践最近的很多项目都不是三位合伙人共同参与的，那么事务所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者价值观？都市实践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刘晓都：我的短文中描述过共同的理念问题。都市实践的几位合伙人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从城市角度看待建筑问题和以城市设计为方法介入城市营造的共识并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这个应该是合伙的事务所能够持续20年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孟岩：在都市实践的历史上，由三位合伙人真正共同参与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更多的是分享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20 年前我们三位合伙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脉动，并明确提出了事务所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和价值观 20 年来从未改变。从事务所发展之初，我们三位合伙人就一直合力塑造一个都市实践的整体品牌，近年来我们建立了更加专业的管理团队，因而每位合伙人都能够作为主持建筑师带领团队更加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设计和研究方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都市实践会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元和更具个性化的设计作品。

王辉：客观地说，两地办公，每个项目又都有极多的日常琐事，项目数目又多，三人共同经营项目的方式是无以为继的。所以在这个作品集中，我们也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区分各自经营的项目，既希望能表达出个性，也期待读者能反观出共性，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收获。当然这种操作方式不表示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和合作的需要。首先公司还是在同一运营机制下的公司，信息、资源、品牌都是共享的；其次，是在基本价值观理念上我们三人有高度的认同、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我们有协调的一致、在世事万象之中我们有互补的合作，所以公司经历了二十春秋，也是很难得的。

UED ：自成立以来，都市实践一直持续关注与研究中国城市，这20年来中国的城市问题有哪些变化？面对复杂的城市与社会问题，您认为建筑师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刘晓都：像珠三角这样的大都会圈的形成是与新一波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直接结果，而且这个趋势并未减弱。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格局升级更说明了这一点。城市的开发模式、意象创造、社会与人关系等复杂问题一直在积累，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城市的急速扩张和房地产价值飙升。许多城市发展模式没有得到验证就被反复使用，这意味着我们在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没有矫正的机会。建筑师中需要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而努力介入和研究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孟岩：以深圳为例，20年来城市发展从建设工业园、产业园、大学城、中心商务区等相对单一产业模式和空间模式的城市片区，到今天意识到应建立更加混合多元的共生城市的共识，我认为是一个造城观念上的巨大变化。此外，中国城市正从早先一张白纸描绘最新最美图画的童话中醒来，当下全面进入空间存量发展和城市更新的二次城市化进程。同时，大量古村、老城、大城市中的旧城核心区和城中村被拆除重建并用于地产开发，我们的城市亟待从以最大化、快速地攫取城市空间资源为导向的“地产思维”转变为更加平衡地利用资源、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城市思维”中来。在当下面对复杂的城市与社会问题时，建筑师的角色既不应该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也不应该陶醉于自说自话的小情小调而成为时尚和媒体的玩物；建筑师始终应走在时代进步的前列，但不应是科技教与未来教的信奉者或病患者，而应当成为新思想的引领者和新观念的实践者；建筑师首先应当是有责任、有担当且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的城市知识分子，应观察、研究和思考城市的历史和当下问题，兼备全球视野和在地知识积累，才能在各种复杂力量博弈之中保持清醒和批判，用独立的立场和专业的力量协调平衡各方利益，保持对公共性和社会公平的持续关注。

王辉：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前还站在世界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度，中国社会这20年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全球化的怀抱中迅速实现了文化上的后现代的转向，在城市建筑上则表现为列斐伏尔所说的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为空间本身的生产。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市场与问题和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本质问题还是社会生产中的异化现象，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串联我们20年的工作的话，其实是与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做斗争：与资本异化的斗争，与权力异化的斗争，与消费异化的斗争。由于社会物质品质和消费能力的升级换代，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在这种斗争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敏感度和操作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有批判的思想，还要有批判力的设计语言，包括个性化的形式语言和有力量的模式语言。做这本专辑也是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UED ：都市实践做了很多关于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的研究与实践，这些更新与改造中最主要的矛盾或者难点是什么？在改造更新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老城的 “士绅化”？

刘晓都：城中村是深圳独有的一个城市现象，其问题的复杂程度不是能几句话说清的。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更新最困难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城乡差异的特别土地制度，发端于城市兴起，疯狂于城市的高速发展，现在则面临终结的命运。城中村在深圳的发展中一直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它是藏污纳垢之所，又是城市至关重要的低收入人群聚居地和新移民的落脚点。建筑师关注其自然形成又畸形发展的城市肌理与住民的生活空间，但后面是更沉重的社会问题和管理安全压力与城市策略问题。士绅化问题是属于后者的。我认为建筑师能做的可能不会是攻坚的主力，但确是暴露和研究问题的先锋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孟岩：在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中，最主要的难点就是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保证城市公共利益。我们多年的实践可以证明，多维度的共赢是可能的，但往往问题出在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专业立场上面，当专业从业者仅仅把自己作为一个技术方案的提供者而弱化职业理想甚至丧失是非判断之时，才是真正的困境与危机。改造更新过程中的“士绅化”是个伪命题，只要任何改造一出现，原有的生态平衡就会改变，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空间升级的同时保持同步的社会平衡发展而不是把改造和更新的红利过度倾向于少数利益集团，同时应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共空间和社会集体利益。

王辉：随着中国城市建设逐渐转型为存量的深耕开发，新旧建筑的辩证法也在考量着每个建筑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很高兴你提了“士绅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城市的文化历史、物质环境、利益群体、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思考。这个问题是思想的交锋点、利益的博弈点、创意的激发点。显然，我们新型城市化的20年就是士绅化的20 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物质环境品质提升的事情，所以“士绅化”没有必要避讳，关键是在士绅化过程中如何保证“空间正义”，尤其是空间利益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空间资源分配上向公众性倾斜、空间信息分配上向自下而上的决策方法倾斜等。探讨经济上符合中国城市消费能力、文化上与百姓日常生活接地气的士绅化模式，其实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亟需的。

UED ：都市实践下一步有什么发展计划？

刘晓都：20 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几位发起人已经从青年进入后中年。在一定的成功和成形的模式下如何突破自我樊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重要课题。都市实践不是一个重资产的实体，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不断走在行业甚至时代的前列。所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个特质而演化的。

孟岩：都市实践会紧跟中国城市精细深耕的最新发展，在紧扣城市主题的同时拓展多专业多领域的合作，我们会更加专注探索新的城市建筑类型、新的建筑形式语言、材料语言和新的管理方式和建造方式。对于城市转型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关注，通过长期的城市研究建立更加坚实的建筑实践。

王辉：有20年的职业积累，我们应该进入到能够迸发出比较成熟的设计的时段。同时，我们也有了非常好的口碑积累，完全可以把精力放在更有挑战性的项目上，完全可以对社会有更大的作用，完全可以产生未来更好的作品。抓住这样的机会，认知这样的定位，对合伙人、对我们的团队、对事务所的品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