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2010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
文_孟岩 都市实践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总策展人
历时6个月之久的史上最大世博会很快就要落幕了，随着鼎沸人声的退去和争奇斗艳、五光十色的世博场馆的拆除，城市将再次从喧嚣的大事件中回归常态。随着“后世博”时代正式来临，历史会以它一贯的方式，开始盘点并一步步过滤出光艳之后能够存留下来的世博遗产。
世博会看奇观
在9月的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再次走进世博园。与世博开展前为深圳馆的策划和落成身负重任日夜奋战那5个月不同，这一次，我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在上海的酷热稍退的季节中，几乎身不由己地跟随着或奔涌或蠕行的人流进出各大场馆。当身处由时尚的造型、新奇的材料、迷幻的灯光和影像所构筑的虚拟现实包围之中，看着身边同样鼓足勇气排队等候的人们脸上充满的渴望与好奇的神情，我不断自问：世博会我们来看什么？一个普通观众所期待的，必是奇观，必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未来奇景。
眼前世博园的宏阔场景准确印证了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充满着“大国”“盛世”豪言壮语的文化时态。3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从奥运会到世博会的一系列大型国际事件，把中国一次次推上国际化的大舞台，中国仿佛再次回到了世界的中心。然而这场急剧变革同时也造成了对社会心理和文化承载力的考验与挑战。今日的世博会，自然不同于几百年前的万国来朝，然而在这场历史上以规模最大、参展国最多而空前绝后的超级世博场景中，中国国家馆与各国展馆所构成的空间态势确实极具象征意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庞大的世博建筑，从国家馆和城市馆对国家/城市精神的表现到企业馆巨大的广告效应，它们共同交织所呈现出的正是身后不远处中国当代城市面貌的真实写照和浓缩。
1851年首届世博会举办之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一直扮演着展示各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角色。作为世界各地共同参与的科技文化盛宴，世博会也是各地区、城市与企业的形象展示工程和吸引招商、旅游的城市营销竞技场。正是这样的语境，促进了各国展馆激烈竞争的态势：所有参展方都卯足力气，披挂着声光电加入到这场科技、文化、历史及未来想象的全方位大比拼之中。对于各个展馆的建筑来说，是否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与众不同抢夺观众的眼球，以求在这场宏大的视觉厮拼之中成功突围，成了问题的关键。然而在以往的历届世博会上，大多数争奇斗艳的展馆在这种超量信息的集体角逐之中往往相互抵消，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力以及进一步引申和讨论的学术价值。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人们不遗余力地为世博会的空间集体盛宴创造技术和文化奇观的同时，也面临着在过量信息和商业竞争的裹胁之下其历史价值的自我稀释，以及这一过程的加速。而大多数场馆难逃其虽绚丽一时，但终将很快成为过眼烟云的命运。
深圳馆讲故事
世博会深圳馆能否超越展览瞬间的感官冲动，超越“博览”的奇观性，在追求震撼效果的同时创造更高层面的附加值，并引发更深层的文化思考和持久影响力？
一年前深圳市政府委托URBANUS都市实践担任了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的策展以及总设计的工作，从展示理念的立意到展馆最终建成仅有5个月的时间，在策展和设计团队持续夜以继日的会战之后，深圳案例馆终于按计划落成了。
深圳案例馆的位置不在万国博览的浦东，而是坐落在浦西城市最佳实践区一栋白色拉膜包裹的展馆内部，与韩国首尔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展区为邻。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上海世博会的首创特色展区，它紧密关注全球各主要城市针对其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有效和富于创造性的解决案例。不同于其他两个城市馆结合城市文化、产品和旅游宣传的开放式展示与表演，深圳案例馆可以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案例讲述。
深圳案例馆以深圳的一个城中村——大芬村的再生故事作为叙事主线，从选题角度到展示方式都抛弃城市馆惯用的大而全的“成就展”，把对城市的宣传隐于叙事线索之间。从一个城中村的演化和再生出发，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呈现底层劳动者最直白也最真实的梦想和他们为生存所激发的创造力和坚韧品德，从这里探讨深圳这座年轻城市30年奇迹背后的真实动力，我们相信正是这些鲜活的原生力量，汇成了一座城市的活力和尊严。
大芬村再生案例获得国际世博局的高度评价，其间也曾引发过广泛争议。在深圳人眼里，深圳有那么多高新科技产品，有那么多光鲜的地方不展示，用一个抬不上高雅文化台面的大芬村代表深圳出征世博？让一个城中村来代表深圳岂不让外人看笑话？外面也有人看不惯，有文化人甚至说：“如果我是一个深圳人，看到用大芬村的行画来演绎深圳的文化，我会像一个非洲人看到我们认为他们只会唱歌跳舞一样，内心充满遭受歧视的愤怒。”面对各种质疑，策展团队首先说服了正在全市范围征集优秀产品以在世博深圳馆展出的有关部门，让他们理解深圳案例馆不是通过在一个展馆里展示一堆优秀展品，而是让所有展品构成一次叙事，也可以说是以一个故事屋来演绎案例，而观众完整体验之后最终记住的不是深圳的哪些产品或技术，而是记住“深圳”这两个字和它所指代的城市精神气质，这是大宣传。
文化人对大芬村的不屑一顾很容易理解，6年前我们在开始深入了解大芬村之前也是带着同样不屑的眼光作出评判的。问题出在只是道听途说和先入为主，这就使人们对大芬村的认识止步于“油画行画的产业村”这样一个单纯的“产业生态”，当我们把大芬村仅仅当作文化人茶余饭后的笑话谈资之际，就轻而易举地陷入了对一个异常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态简单粗暴地妄加判断的境地，而成为偏见的受害者。
艺术圈对大芬村深恶痛绝同样事出有因，因为大芬村把艺术品的生产方式由个体的创造改为群体的大规模生产，它从根本上颠覆了艺术品传统价值的底线。对艺术家来讲，大芬村式的艺术品生产不但早已失去本雅明所称的艺术作品的“灵光”，而且嘲讽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几乎所有原则和禁忌。其实在大芬村赤裸裸地把西方经典艺术品批量生产，占领普通百姓家墙壁的同时，在艺术品生产链条的另一端，也有另一些人在有意无意间把摹仿自西方的艺术样式和观念的产品推向高端的艺术品市场。其实大芬案例关注的是人、产业和城市再生，如果从一个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发展来看，大芬村模式无可厚非，复制和标准化批量生产是产业化的基本特征。
很多新兴的中高产阶层人士对大芬村的草根和低端文化也同样不屑一顾，他们明确指出其批量复制而非原创的艺术品生产就像盗版书一样上不得台面，而且低俗、缺乏文化品位。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到他们怡然自得地住在全国各地的开发商和建筑师们从欧洲、美洲、澳洲或其殖民地原封不动复制过来的“欧陆社区”或整座“风情小镇”里时，立即使得这类文化讨论变得具有了超现实的意味。
文化批评家、中山大学教授冯原先生指出了看待大芬村两种视角的不同，从现代主义和精英艺术的标准出发，大芬村的油画加工业很难称上是艺术的或原创的；但如果从后现代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在摆脱了现代主义的线性进步观和精英艺术的局限性之后，会看到它背后的另一层含义。大芬村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成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缩影，它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深圳特区与世界的关系，即一个原来封闭的中国重新迈进全球性贸易和生产体系中的巨大力量，而在其中展现的文化模仿和文化转型，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参见《勇敢的深圳，展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梦想》，《南方都市报·城市周刊》2010年4月17日）
“大芬丽莎”的诞生
中国国家馆的“镇馆之宝”是多媒体版《清明上河图》，法国馆是卢浮宫名画，丹麦馆是原址移来的小美人鱼雕像，而深圳案例馆推出的最大艺术作品是一件43m长、7m高覆盖整个展馆外墙的大型观念油画装置《大芬丽莎：这不是蒙娜丽莎》。
达·芬奇的经典名作《蒙娜丽莎》几个世纪以来高居艺术圣殿之上，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早已通过不断复制的艺术品生产进入大众消费领域，成为全世界妇孺皆知的文化消费品；同时百余年间这张微笑的面孔又被无数艺术家不断改写再造，衍生出新的艺术作品和观念。《大芬丽莎》是一个新物种，500名大芬画家参与了这一集体绘制艺术事件。它由999块油画单元构成，作为原始文本的画像通过像素化的分解，画者的个性被忠实地保留在每一个单元之中。策展团队认为选用这张画非常准确地暗示了大芬村与全球产业链的关系，作为大芬村20年来生产最多的油画产品，它的内涵有充足的解读空间，可以作为大芬城市再生的样本，《大芬丽莎》作为深圳案例馆外墙，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和问号，为展览空间叙事开场。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巨大问号所再次搅起的争议，使它的出世几经周折，一些人对大芬案例出征世博的疑惑更被这个巨大“山寨产品”所困扰，对于用它作为深圳案例馆的主体形象，一些文化人坦言“怎么说都看着别扭”。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深圳在此所表现出的坦诚和胆量欣喜若狂，而更多的是冷静的分析解读。正如《南方都市报》的点评：“《大芬丽莎》这件看似荒唐的作品，一旦读懂之后会发现它包含着诸多当前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非常尖锐的话题，深圳案例馆的价值在于敢于展示、敢于提问，而通过提问坦率地承认这座城市的当下现实并以此寻找自身的文化出路。”
《大芬丽莎》难道就能代表深圳？其实策展团队从来也没想过让它代表深圳，就像大熊猫不能代表中国一样。叙事总导演牟森解释道：选用这一形象还是为案例叙事服务，它与大芬土壤的关联性很密切，它是一个导读，是为完整叙事的第一幕而设置的悬念。画背后的普通人才代表深圳，整个展馆的叙事就是要带着观众从画走到背后的人的故事和梦想。
记得《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深圳案例馆的专刊中用通栏大标题首先发问：“世界最大《蒙娜丽莎》躺着干嘛？”深具意味的是深圳案例馆的这件巨大油画装置正对面恰好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展区，躺着的《大芬丽莎》微笑注视着对面展出的优雅意大利古城景象和光鲜无比的红色法拉利赛车，这种超现实的空间并置是巧合，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以致上海一家著名报纸以惊讶的口吻感叹意大利博洛尼亚给上海世博带来了最隆重的礼物《蒙娜丽莎》；相对于相邻展馆超大超高清显示屏上的诱人的城市宣传片和重磅流行音乐表演，德国多媒体设计公司THISMEDIA用深圳三十年前模糊不清的影像加工制作出类似LOMO的影效，轻松又智慧地配合了《大芬丽莎》纯手工的油画制作，深圳案例馆用更真诚的讲故事的方式反而具有一种原生的力量。
空间叙事三部曲
大芬村再生的参展案例以当代性、实验性和批判性介入城市现实、挖掘城市精神的策展基调得到相关领导层的认同之后，如何展示成为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对于一个43m×10m×7m共390m2的馆中馆，深圳可谓是重拳出击：深圳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参照“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机制确立了独立策展人，并着手组建了庞大的跨界策划创意团队和学术、艺术顾问团队，引入建筑、当代艺术、实验剧场、多媒体艺术、视觉系统设计、纪录片、出版以及公共活动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希望各取所长，颠覆传统展示观念。更有价值的是与设计同期进行了一系列跨界学术和艺术工作坊，广泛探讨有关城市精神、城市再生、城中村改造、地方性与全球化、艺术品生产与原创、民众的艺术话语权等问题，这些成果结合对大芬村以及周边地区的详细调研，出版了《特区一村》一书，并将于展后结集为文献丛书。
URBANUS都市实践总控展览空间设计和展示内容的完整性，先锋戏剧导演牟森勾勒出空间叙事的总体结构和拍摄纪录片，国家大剧院舞台设计总监高广建专注于城市剧场空间以及展馆整体灯效，THISMEDIA创作了大型多媒体影像，当代艺术家杨勇参与装置作品的制作，平面设计师张达利采用印刷和编织制作了深圳三十年大事件的文献装置，80后艺术家雷磊和由宓分别创作了多媒体动画，香港前卫音乐人龚志成用他的原创音乐串联起每一件作品以强化叙事结构的起承转合。在这里，每位艺术家都放弃了在做自己独立作品的角色，作为设计者之一来完成一件丝丝入扣的整体作品，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大型复合空间剧场装置，其同时承载展示和戏剧体验。说到戏剧，最初的确曾设想在剧场中用真人表演，但最后决定用空间氛围的塑造本身构成戏剧体验，这会更贴切地表现案例主题。
深圳案例馆的叙事结构采用了经典的情节相贯的三部曲，也称“三联剧”。观众在展馆内几乎只能沿一条设定的线路行走，展览体验就是经历“序曲：大芬丽莎/深圳创世纪”“第一部曲：大芬制造”“第二部曲：大芬转型”“第三部曲：城市剧场/‘深圳——中国梦想试验场’”和“尾声”五个部分的串联观赏，并亲身参与这一部具有完整情节的空间戏剧作品。
第一部曲是从一个独立的橘色空间开始，观众拾级而上，逼仄的空间飘落下百余个层叠纷乱的油画框，穿透墙壁，带出一系列大芬村史的影像档案。穿墙而入的红色集装箱下，一方迷你小剧场正在上演按大芬村史编的连环画《新山乡巨变》；接着在一个幽暗的房间，两墙相对铺满了自大芬村油画作坊采集来的风格各异的油画，以及在流水线的油画工场中分步完成的20幅油画样品，与此同时看到的一对影像，是大芬村两代创始人的虚拟对话；经由环绕着真人大小的大芬画工影像的空间，观众可以伸手触摸到天花板上悬挂的晒干的油画，似乎融入了影像现场；人们随即又和油画一起进入一个整装待发的集装箱内部，它是全球化
产业链最恰当的空间隐喻；从《村史档案》到集装箱的现成物装置，以极高信息密度完成了第一部曲——“大芬制造”，叙事情节既有强烈的现场感，又有离奇、超现实的场景体验。
进入第二部曲的明亮开放空间，一个正在转型的大芬村被放置在3个活泼可爱的彩色盒子之中，成为缩微剧场，观众通过窥视感受大芬再造之中鲜活多样的文化生态。画工用过的调色板和颜料皮构成盒子的外皮，而一但走进这个区域，就可以听到大芬画工们略显羞涩地讲述他们的梦想，这里面有刚来大芬的年轻人、画家夫妇，还有残疾人，他们用手艺实现梦想和生活的尊严：“我的梦想就是有房，有车，做个真正的深圳人。”这些最直白最朴素的梦想，因为真实所以感人。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过好日子的梦想，而正是这种梦想所催生的坚韧力量，构建了一座奇迹般的城市。
至此，对大芬村从村到城的城市再生剖面已经完整呈现，观众穿过一个通体亮绿、漂浮着几朵彩云的通道，拾级而下，转身进入一个豁然开朗的城市剧场。离村进城是这里的空间隐喻，深蓝色的数字瀑布从倾起的斜坡地面顺流而下，奔向观众，并在观众身后的墙上幻化出层叠起伏、生生不息的城市意象。《深圳面孔》纪录片与《深圳记忆》文献装置，一动一静相互支撑着剧场空间的叙事高潮。
当人们走出第三部曲的城市剧场，展馆尽端的大片影像墙展示着今年1月500名大芬画家集体创作《大芬丽莎》的工作场景，之后是5月底在大芬美术馆由中外艺术家及当地画家共同参与的“对流——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和8月底开幕的“读村画城：大芬国际壁画邀请展”的盛况；深圳案例馆早已突破了上海世博会的空间限界，直抵深圳案例的原生地大芬村，在那里发动了一系列催生新一轮城市再生与文化生态转型的艺术和文化事件。
漫步在世博园，我会不自觉地沉浸在那些普通的中国大芬画工讲述他们直白、真实的梦想时的感动之中，在一个高科技和多媒体几乎占据一切视觉展示空间的时代，除却无限的视觉刺激之外，真实的感动似乎成了所谓的奢华。在新奇的科技盛宴之中，一点点对人的关注、对文化的敏感，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永恒的价值。几乎很偶然，在这个细雨纷飞的傍晚，当我走进芬兰馆中间的圆形露天中庭，惊喜地看到几十位来自芬兰的老人在庄重地合唱芬兰以及世界各地的古老歌曲，那韵律伴着天穹的浮云，呼唤着人们对那些清澈而古远的回忆的共鸣。这个白色的单纯得几近单调的圆形空间，在世博会科技、时尚的喧嚣盛宴之中划出一片静谧的场地，在这里人是空间的主角，人是仪式的中心，而人所创造的思想和文化，才能为城市的未来美好生活带来充满希望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