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实践的城市界面策略

文_李翔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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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实践是中国当代建筑事务所中作品在地性最强的代表之一,其在地性不同于那些紧紧扎根于地方文化的实践,而是在于它从更广的愿景、更大的尺度上介入城市,创造地标,影响了整个深圳城市形象,影响了深圳市民对城市的认知与看法,甚至影响了建筑学界对深圳的认识。都市实践每个项目力求解决深圳一方面的城市问题,它的建筑实践与城市设计都是围绕着都市性这一话题来展开的,这恰好呼应了“都市实践”的名称和建立初衷。都市实践的在地性虽然扎根深圳,但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其他城市,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说,都市实践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可以被借鉴解决拥有同样问题的城市与城市问题。

城市界面是“包容的、延伸的表面,能够容纳建筑、道路、设施、开放空间、街区以及自然生态的领域”[1],其包含了建筑的形式组成、多维度开放空间、景观、城市交通系统等。而都市实践看到的城市界面,除了作为一系列的建筑形式的表现,还有作为能够将社会不同阶层联系起来的活动和事件的交叉点。而事件的发生、一系列共存的行为活动,以及其连锁的事件的发生与反应,是城市活动事件的动态表现,也是城市界面的动态投射。

1.高密度下的城市界面

都市实践在深圳多年的项目中,以实践作为研究的方式,从实践生成研究,并用作品呈现研究。通过城市研究出范本,提出理论模型,并且改进其模型,生成可复制的原型。例如土楼公舍,在客家土楼的原型基础上,以集合住宅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宅;如学术模型DenCity,是在深圳高速发展人口扩张的必然前提下,提出的乌托邦式的高密度巨构模型;又如深业上城LOFT,是另一种对高密度解决方式的模型,其将高密度消解成为水平层面上的小镇,增加地面的生活体验。

土楼公舍作为一个形式上传承于客家土楼,功能上将居住、贮藏、商店、集市、祭祀、公共娱乐等功能集中于一个建筑体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都市实践将传统客家土楼的居住文化与低收入住宅结合在一起,更标志着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状况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设计团队对土楼原型进行尺度、空间模式、功能等方面的演绎,然后加入经济、自然等多种城市环境要素,结合低收入群体的住宅问题与城市日益兴起的高密度问题,研究传统客家土楼的原型在现代生活方式下的适应性与实用性。

DenCity谐音“Density”,暗示其设想与城市、与密度的联系。DenCity是假设在居住密度达到极限的条件下,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居所,更大程度地减缓交通压力,运用现代技术满足采光、通风和保温等需求。如同MVRDV提出的KM3(千立方米城市),DenCity作为一个高密度的巨构设想,具有一定的城市属性。它将建筑和城市看作是一个整体,通过协调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在保持其文化属性的前提下,解决深圳未来城市密度问题,回应以速度与数量为特点的深圳城市发展。

在LOFT模式中,都市实践将原规划的垂直的高密度超高层建筑消解、打散,转化成水平层面的小镇模式。用一个大的平台承载小镇,同时将场地两侧的山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将自然形态与城市形态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创造了一种居住、办公、商业与文化空间融合的聚落式街道生活新模式,开拓了一种新的建筑或城市形态。如果说土楼公舍与DenCity是密度的聚集,那么LOFT可以说是密度的消解。土楼公舍以集合住宅的方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独立居住空间与共享公共空间,DenCity将居住与密度极限地提升,减少建筑占地面积,简化城市流线复杂性,减缓城市交通压力;LOFT水平向的平铺,占用更多的建筑面积,创造出更多的小镇路径及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间。但无论哪一种模型,都是对深圳现有环境与建筑模式的回应。

2.事件与功能介入下的城市界面

社会秩序的形成是为了摆脱个体之间“自我战争”的混乱,这种社会秩序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1 都市实践早在2005年就提及城中村的话题。城中村在混乱中自成秩序,其秩序源于各种矛盾的叠加,并在混乱中寻找到自己的途径,自给自足,这是城中村自治的体现。而其混乱一部分源自深圳的城市性质,深圳作为移民城市,需要应对大量聚集的中低收入的打工人群,而其对应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需求,一定程度上制造了矛盾与混乱。另一方面,作为高密度的集中区,虽然城中村在整个都市的地域上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深圳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或多或少和城中村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居住、游憩、访问,以及参与活动等。大多数的人口聚集在很有限的建设面积里,伴随而来的是各个方面的矛盾与混乱。而在这种问题重重的生活条件下,伴随着松散管理、社会问题以及犯罪的出现,城中村的自治岌岌可危。如此一来,人为介入城中村的自治,是城市共生的另一种体现。

2.1事件介入

深圳南头古城项目就是一次城市介入与古城更新的合体,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成为渐进改善城市空间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一项长期计划。在设计方面,以介入实施为导向、由点及面渐进式激活、以文化活动促进古城复兴。“没有建筑离得开行为,建筑离不开事件,离不开功能。” [2] 名为“城市共生”的展览,表达了历史古城与当代城中村的“共生”。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古城更新,也是以事件引发行为活动的方式介入到当代城中村。都市实践通过重塑古城文化和空间脉络唤起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和环境自觉。原有文化形成的形制与适应现在城市发展的文化与需求的社会活动的共生,即是其自治与社会介入的共生。

2.2功能介入

而在坂雪岗科技城设计,都市实践采用了功能介入的方式,在尽可能地保留区域中的城中村的前提下,保存较低成本的居住空间和内部丰富的商业活动,注入新节点叠加于城中村之上,激化片区活力并解决交通问题。设计团队通过加入公共图书空间、物流系统资源供给系统等新产业功能,在保持城中村原有形态机制的同时,弥补缺失的城市服务机能,达到城村融合。这些服务性功能节点介入到共生的城村同体中,连接原有城中村形制与新增的产业。

在都市实践其他的城市改造设计项目中,有通过功能介入激活原有场所更新或者建设的,也有意在以原有场地环境为布景,由不同的事件介入而引起行为活动的,从而促进当地居民积极地参与到城市更新与改造中去。例如华侨城文化园的改造策略是将其中一个厂房改造为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以艺术中心作为功能介入,启动整个改造项目;在万科留仙洞项目中,设计团队通过设置不同的功能,如展示厅、运动场、餐饮结合一条贯穿的流线,把建筑的底层界面体验连续起来,以此唤醒整个片区的活力。而在前门东四合院保护与重生计划中,都市实践旨在平衡旧城改造开发、城市历史记忆的延续及北京创新生活的发展,其团队除编制了整体开发的城市设计外,还分别为片区中499个院落做了改造指引及新生活功能插件设计,实现了新的事件与生活模式在以整体延续风貌为布景的历史场景中的演绎。

3.立体的城市界面

都市实践多维度的城市策略,通常是对城市密度、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城市记忆延续的共同考校下的回应。深圳车公庙城市设计采用了三维立体的方式实现了其城市策略——垂直植入的立体地标融合高密度与多功能;水平梳理的文化公园逐渐替代原有零散陈旧的厂房与废弃空间;立体修复的城市边界连接持续的城市界面。这种立体植入城市的策略,加强了其与周边城市环境多界面的联系,体现了新旧空间共生的关系,提供了历史与现代文化交融且冲突的城市界面。

深圳岗厦村的有机整改是从用三维的视角整改梳理城中村的地面院落空间、城中村建筑(立面与风貌)以及建筑屋顶,通过部分拆除、填充、缝合以及加建屋顶公共设施,整合了这些高度密集的建筑群和碎片化的外部空间,同时梳理出更加明确的商业街区和服务性道路以及院落式公共空间。这些大大小小的院落(地面院落、屋顶花园等)三维地分散在整个场地中,通过垂直交通上下贯穿连接,组织场地中零散的建筑群,为城中村输出了有机的城市空间,并且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种的行为活动与方式。

深圳华强北的项目与城中村的状态一致,是一个面临着重新改造的工业区。都市实践在此项目里加入了基础街作为新的基础设施,除了组织街区内部,容纳并辅助商业外,基础街作为新事件的出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活动方式。基础街不仅激活了新的行为活动,更是与原有建筑群共同形成立体的城市界面。“动态”是街道提供的一种特殊属性,除了其线性的暗示之外,也是因为其提供流线的可能性。而基础街,承载着游客流线与货物流线,结合事件的发生,处于一种动态的情景下,而都市实践也通过基础街提供了一种动态的、立体的城市界面,不仅限于形式和场所,更与共存的行为活动、连锁的特性、秩序以及多样的尺度关系共同产生出鲜活的空间情景。[1]

4.几何形态下的城市界面

在城市界面的影响因素中,建筑立面的形式组成作为主导因素组织形成城市界面,也是城市文化与城市记忆影响下的产物。大芬美术馆的立面与屋顶是城市肌理的投射,也是大芬村作为油画村的记忆的回溯以及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大芬美术馆的设计策略是把美术馆、画廊、商业、可租用的工作室等不同功能混合成一个整体,让几条步道穿越整座建筑物,使人们从周边的不同区域聚集于此,从而提供最大限度的交流机会。而美术馆内部空间的事件发生于建筑不同的部位,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可以通过不断的渗透和交叠诱发出新的使用方式,并以此编织成崭新的城市聚落形式。

华·美术馆与回酒店项目的改造策略则是在建筑立面上与建筑内部空间突显个性,与周边建筑风格形成差异性对比,甚至成为地区地标。华·美术馆改造策略完整地保留了原建筑立面的窗墙体系,加建的立面通过包裹的手法,将单一的原始六边形通过复杂有机的组合形成由实至虚、由小到大、多层次渐变的三维视觉效果,从而在运动的过程中展现建筑立面戏剧性的变化。而回酒店改造项目坐落于深圳著名的工业厂区华强北的西北角,是一座五层厂房改造的设计酒店。原建筑单调陈旧的工业建筑形式与该区飞速发展不相符。规划部门希望保留此片区原有的肌理,对原有厂房采取改造而不是拆除的策略。都市实践通过重复、旋转、镜像、变异等一系列建筑操作手法排列出动态变化的三维立体效果的立面,从而成为拥有独特居住体验的设计酒店。回酒店“易于识别并且能作为外部参考点”[3],在华强北地区展现一种“向往”的生活,成为华强北区域地标建筑。

都市实践的项目尺度跨度很大,从小尺度的建筑单体设计到大尺度的综合体,从建筑本身到城中村改造,都显得游刃有余。正因为项目各尺度和类型的全面,才能充分对城市产生全面的影响,从而真正改变城市风貌。都市实践的项目涉及实践、研究以及媒体,包括城市研究、建筑设计和策展,同时还参与竞赛评选并对竞赛设计项目控制与引导,在不同方面对城市都有所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应了“都市实践”这个话题的意义。

注释:

1 社会契约论的中心思想是:法律和政治秩序是非自然的,而是由人类所创造。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秩序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个人的福祉,而根据一些哲学家如卢梭,这种手段仅在其能够满足一般大众利益的范围内合法。对于许多社会契约论者,这意味着,在法律或政治结构中的失误,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甚至暴力来改变。

参考文献:
[1] Alex Wall, “Programming the Urban Surface,” 234-249. James Corner, ed.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233-249.
[2] Bernard Tschumi, “Violence of Architecture”, M. Mcquillan, ed. Deconstruction: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9-234.
[3] 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MA: The MIT Press,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