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僧”王辉

文_ 周榕 知名建筑评论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建筑师王辉在哪里，建筑界的“藏经阁”就在哪里。

除了一头灰白的披肩鬈发，“博学”，是王辉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个人标签。对于知识的酷爱、对于知识结构的自觉锚固、以及对于知识先导型意义的原教旨信仰，都使王辉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学院之外的学院派建筑师”。

自觉透过“知识滤镜”去观察外部世界，王辉从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库中，选取到最称心应手的“批判性观法”作为认知工具，在使用这一工具对现实世界进行大幅裁剪和修正后，逐步搭建起自己在东西方学术知识体系中都兼具正统性、具有“理性阐释结构”的智识世界模型。比照这一预设的内部世界模型，王辉热衷于对每一处遭遇到的外部世界都进行扫描式的逐一批判和阐释，这一习惯动作恰如“扫地僧”的日常——“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扫去俗世灵台的或然尘垢，方见现实世界的应然本相。

“设计”，对王辉来说，犹如一把“思想的扫帚”，而“扫地”，则是思想对现实世界的持续批判与不断揭示。“设计”这把扫帚扫到哪里，哪里的现实世界表面就会出现智性之光聚焦投射的短暂显影。“设计”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思维显影”固定、转化为某种理想的空间结构。在王辉看来，“设计”所导向的“形式”，绝非仅仅诉诸视网膜的“偶在”，而更应接近于柏拉图所言、与知识和理念同构的“形式”；唯有达到应然状态、呈现澄明认知结构的“形式”，才能避免时间的随机性污染，晋入恒久的文明历史范畴。

创造知识，从而晋入“历史”，是王辉为自己的工作所设定的意义性勾连。迄今为止，在王辉的设计中最具意义性感染力的作品，无一不与其自身丰富的历史本底有关。通过对埋藏于设计对象历史本底的“隐性认知关联”进行梳理并重新组织，使之“显影”为视觉上新旧缠绵、意义上焕然升维的空间认知结构：

第一个案例，是“唐山城市展览馆”。王辉通过水池的空间切分与连廊的流线联络，对基地上现存的六栋旧建筑进行“认知再组织”，成功地将其从仓库的“功能认知”，“再结构”为历史的“肌理认知”，从而使被积压于时间地层下的城市记忆释放、弥散出来；

第二个案例，是北京前门东区草场九条31号“都市新杂院”改造。在这个改造设计中，王辉运用了最少的设计手段，就把平素乏人关注的杂院空间权利问题清晰地凸显出来——多户混居的“新杂院”中每一家的私享空间范围如何界定？又如何在面积不大的杂院中把领地私享与公共交往平衡地组织起来？王辉的方案是在院中央设计一张曲折多向的“共享桌子”，在划分出各家空间私域的同时，又围绕“共享桌子”构建起公共生活的交流界面。仅仅用一张条桌，就承担起空间组织、社会组织、乃至城市发展变迁的记忆组织、以及身体与空间权利的知识组织等一系列组织任务，举重若轻，可谓同类型改造实践中独树一帜的杰作，堪称“知识型设计”教科书级别的典范；

第三个案例，是山西苪城五龙庙环境整治。王辉甘冒天下文保界之大不韪，一意孤行，用现代空间营造手段重新梳理、规约这一唐构建筑周遭原本低劣混乱的四围环境，将其改造成一个容纳村民公共活动的露天博物馆，从而巧妙地把五龙庙转换为广义展示场域中的一件核心展品。这一极富创新性和争议性的设计，一度让王辉身陷业界舆论激烈的冲突漩涡，至今余波未歇。但这场争论，让更多人“看见”并重新“发现”了原本只存在于极少数人专业知识系统中的五龙庙，并因“环境关系重构”导致的“知识意义再阐释”，让五龙庙进入了远比文保领域更为广阔的当代建筑知识范畴。于此，知识历史为王辉预留了一扇方便小门。

然而，戴着厚重的知识镜片扫地，难免在现实的崎岖小径上步履蹒跚。王辉所醉心寻求的、锚固于知识系统的建筑人文意义，在当下碎片化的海量信息洪流中基本丧失了“意义解码”的接收空间。即便少数作品偶或能够被成功接收解码，但由于学者型建筑师在设计之初往往就“过度预支”了自己作品的意义阐释，导致设计过程中难以发现和捕捉蕴含于因缘之中、偶然而生动的“衍生性意义”，因此作品传播中被“程式化解压缩”的预嵌意义沦为枯燥无聊的概念灌输，从而，学问成为负累，思想被知识牵绊。王辉的优点，是知道得很多；王辉的缺点，是知道得太多。知识作为建筑师的“外骨骼”，无疑可收明显的“增强现实”之效，但也会形成路径依赖的积弊，让创造者逐渐迷失了自己。

这是一个经验大面积失效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范围过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即便有一座藏经阁收纳了全部的既往知识、揭示出全部的历史关联，也难以描绘出有关未来的确定形貌。黄钟毁弃，焚琴煮鹤，身处这改天换地的巨变年代，旧价值体系的悲剧性崩塌不过是新世代眼中的一幕开场喜剧而已。

藏经阁前，扫地僧横帚而立，眼底江山无限，背后暮色苍茫。

[1]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