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及城中村的再思考
文_汪原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城中村通常指的是在城市区域高速拓展的进程中，农村土地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有村落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是中国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城市空间快速地吞噬农村空间而形成的。这一独特的中国城市现象之于深圳来说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众所周知，深圳是由40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而来的，从最初10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村落1，到拼合多个进行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业组团，再到形成相互联结的兼具综合功能的工业区，一跃成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工业大城市。其发展经历了村—村/厂—村/城，也即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空间生产这样一个独特的过程。因此，与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原有城市空间吞噬乡村空间而形成的城中村相比，深圳的城中村几乎是一个逆向化的过程。
由于原初设立深圳特区的目标并不是规划建设一个城市，而只是试图依托香港的免税优势参与到全球化的生产与贸易体系中。因此，对深圳的城中村的思考，就需置于全球化的产业链中。
全球产业链中最末端的生产链条
全球化就其实质而言即是中低端工业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它不仅需要一个能提供低廉生产资料地域，该地域自身也欠发达而急需发展。反观中国的城市化，在绝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是在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化中，农村人口与土地的“非农化”。这一特性表现在当全球生产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时，特殊的地域的条件提供了产业链分工中充足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深圳于1980年设立特区，最初在30k㎡的土地面积上，由13个生产队改制，拼成了以外贸为目的的多个工业生产组图，正可谓恰逢其时。
一方面，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可以几乎零成本地自行或由外资代建厂房，从而迅速地加入工业生产体系中，进行所谓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在生产资料占有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空间，就能获取相当一部分的利润，并迅速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体系越来越精细分工配置下，这种村/厂形式实际上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末端。由于生产的几乎都是产品的各种零部件，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商品，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根本无法被定义为制造业或实体经济，这是典型的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代工法制。全球产业链的精细切分与工业地理空间相匹配，在两者的共生共存中，作为产业链最末端的城中村的生产企业的工人，不仅对其生产产品的用途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企业主和管理者也不清楚产品会最终流通到什么地方或被组装到什么产品上。这种对产品的陌生化，一方面是全球产业链产品标准化对劳动力本身的要求，它能够尽可能降低生产的技术门槛，从而在简单的培训后快速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当生产不再直接面对消费品时，产业链就获得特殊的灵活性，只要对生产线稍作调整，即可以应对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动。另外，这种后福特主义代工的方式也为随后兴起的“山寨”现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城市生活中抵抗社会加速的最后“堡垒”
在不到40 年的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城市（依据土地面积、常驻入口、GDP等指标），其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在深圳这个大都会中，人们时时刻刻都体验到了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2，也即所谓的社会加速。当人们发现快速迭代的各类电子产品给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的同时，也会感叹态度、价值、环境、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心理与社会文化要素的快速变迁，同时还会不断抱怨越来越忙碌，时间总是不够用。反观在城中村中，生活的步调却依然故我。居民穿着汗衫短裤，踢踏着拖鞋，围聚在街头巷尾，边看电视边家长里短，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大城市中快节奏生活的影响。
对此现象，不乏诸多的文化乡土的假想和意淫，但深圳的城中村其原始形态就是乡村，尽管受到都市生活的不断侵蚀，但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没有变，无论是像道路修缮这样的公共事务还是婚丧嫁娶这样的私人事务，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乡村共同体的形式来共同处理。因此，城中村中既有的乡村共同体从未被城市化所真正消解，即便是为了适应工业生产所需而形成了所谓的乡村股份制，但依旧是一种类集体主义的形式。在其观念的背后，仍然固守的是未曾消失的乡土性。当然，这种前现代的乡土性在全球产业链所引领的工业生产和大都市生活的夹缝中被不断地异化了。
其具体表现为：在空间生产方式上，由于城中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在整体上其依然延续着原有的道路所形塑的空间结构，其空间属性是高密度的、混杂的、边界模糊的。与城市中相对完整的公共空间系统和居住社区相比，其内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城中村从旧有的乡村共同体转向了一种类集体的社区空间。在村—村/厂的过程中，尽管城中村大的农村建成环境表象已丧失殆尽，但其本质却仍然是在集体土地上所进行的空间生产。
在功能结构上，由于从事农业的耕地被征用，只能在原有居住空间中见缝插针地建造的厂房，迅速汇聚物料、原料和劳动力，从而创造出空间生产条件。由集体土地所有权所决定的服务于工业生产以及内向社区的空间属性是自主的和弱规划的，其公共空间是非正规性的，其中高度混杂着生产空间、居住空间、商业空间以及各种服务功能，不仅为城中村的原住民提供了生活和就业便利，也为大量涌入深圳的打工者提供了赚钱谋生的机会。
在社会关系上，在产业链中所需的分工协作与乡村共同体结盟，造就了共同分工生产和职住一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内协与外联，并据此构建出全新的熟人社会关系。因此，当农民工涌入深圳并以城中村作为落脚点时，城中村有着与他们原有的乡村极为相似的生活模式，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窘迫，却依然能够找到精神的慰藉点。显然，这完全有别于居住在深圳各类门禁社区中个体相互陌生和隔离的状况。
当然，在城中村中，尽管人们每天摩肩接踵，脸熟打招呼，但由于缺乏宗亲关联以及在职住和经济上的明显差异，原住民与打工者或租户之间呈现的是一种类熟人社会关系，即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也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类熟人的社会空间关系，生活在城中村的居民顽强地抵抗着社会的加速。
双年展中最原真的全景历史和生活展场
在城中村中催生的空间生产方式与在城市中由资本所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相生相伴，并且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其异化的乡土性最外在的表现形式无非是将种庄稼换成了“种房子”，前者遵循着基本的农业种植规律，后者追随着密度与利益最大化原则。实际上，在城中村所呈现出的异化的乡土性状态，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现代翻版。据此，我们再来反思在南头古城所举办的2017年深圳双年展，其意义毋庸置疑。
南头古村有其悠长的历史。在深圳从村—村/厂—村/城的发展历程中，南头古城也是全球产业链最末端的生产环节之一。3 作为在新一轮城市更新中被不断拆除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南头古城不仅展示的是深圳城市全景历史的缩微，也展示着最为原真的日常生活场景，它是历史留给深圳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除了针对城中村改造所提出的“城市共生”“城市即展场”等策展理念之外，实际上还期望通过双年展这种方式而引发公众的关注，从而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发展到了一个严峻的拐点4。面对过去几十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城市以及快速单一的发展模式，必须在各种属性的工业空间中寻找新的城市生活的增长点，并重新思考和探索更多元的社会和空间关系模式。城中村所形成的复杂的甚至是悖论式的社会空间关系即是一个最佳的空间研究样本，其中可能蕴藏着未来城市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多元的要素。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都市实践”在南头古城的工作不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现存社会政治体制下，也是唯一性的和不可复制性的，从中也折射出在商潮席卷的深圳，一个建筑事务所具有的学术前瞻性和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注释：
1. 深圳的名称来源于“深圳墟”，“圳”的字面意思就是田间水沟。
2. 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在其成名作《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中，将社会加速进一步解释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
3. 目前在南头古城中最大体量的建筑即是厂房，双年展之前仍然在生产，而且占据着整个空间片区的核心区域。
4. 2018年国务院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