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平迷宫到立体拼叠

文_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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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北京旧城的“水平迷宫”

我出生在北京的南城,年少时常乐此不彼地在我家的住宅楼和宣南这一片稠密细碎的胡同之间往来穿行。那时的北京是一座水平、低矮且绵延无止的大城,虽然残存的旧城墙还在,但早已无法包裹这个日渐膨胀的城市,加之缺少居高临下的视角,更难以一览全貌。彼时人们生活范围狭小、休闲时间短缺,更无暇探秘城市的各个角落,日常生活也就循着辗转铺陈的密集街区水平展开。在窄长的胡同里行走,两边的灰砖墙和灰瓦顶彼此紧挨在一起,连绵不断。院子里面是无法看到的,只可见高过屋顶的大树,让走在胡同里的人仍感觉到自然很近、天高地阔。在旧城的胡同和院落里数百年来沉积了一层又一层的生活记忆,二十几年间我漫游于这座迷宫般的城市,在不经意的角落里总会有所发现。于我而言,这是一座永远在变化之中的漫漠无际的大城,一个无时无刻都能够藏匿秘密的水平迷宫。北京是故乡,是家乡,亦是他乡。是历史,是当下,亦是未来。

纽约曼哈顿的“城市山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来到纽约就被这座躁动不息又活力四射的城市所震撼,之前北京旧城迷宫般蔓延伸展的水平城市空间经验一时之间切换成了建筑拔地而起、生活垂直叠加的立体都会空间蒙太奇。多年的纽约生活经历让我得以直面当代大都会的生存境遇,切身感受到超高密度的都市空间和极致的“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对都市人身心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更加倍地寻求精神的庇护所,更给想象力拨开了无限的空间。伴随着现代大都会的发展,人们从未停止过力图挣脱缠绕城市自身种种困境的努力,纽约人也经历了从战后逃离城市中心到若干年后的回归。被城市理性和超现实的暴戾乖张不断磨砺和重塑了的大都会人,不再回避而是正视其生存现实,在竞相攀升的高度和速度中经年累月地创造着一种高密度下诗意的大都会栖居方式。

当我乘上封闭的电梯缓缓到达高楼的屋顶天台,转瞬之间在眼前铺展出一幅恢宏壮阔的大都会全景图。从近到远、无穷无尽的高楼如群山环绕、层峦叠嶂,它们新旧杂陈、高低参差;注目凝视之间,楼顶上高架的钢楼梯和尖尖的水塔好似山间的亭台,间或冒出的缕缕白雾幻化成了山间的浮云;俯身下望百米深的街道犹如峡谷中的溪流,川流不息的车灯汇成了奔腾的江河;继而城市的噪音也成了群山中的回响,偶尔呼啸而过的警鸣也仿佛成了混凝土森林中的虎啸龙吟。纽约独特的高楼天台成就了最具魅力的另类大都会生活舞台。

人们在一座座楼顶天台上营造着小小的空中花园,纽约在高密度城市挤压之下呈现出特有的空间想象,在极度人工化的城市边角和高楼缝隙滋生出奇异的都市文化与诗意。这些空中咫尺小园是这垂直大都市谜一般的理想生活场景,与一千年前《桃花源记》中渔人弃舟登岸,一路走过“若有光”的山洞,最终经历“豁然开朗”的空间转换,来到一片四面环山、“屋舍俨然”的田园世界这一时空经验何其相似。随着时空经历从水平延展转化成垂直攀升,与鬼使神差的渔人一样,我重新发现了隐匿于极端人工化的大都会“莽莽群山”之中的“垂直的桃花源”,它们是寄寓了现代都市人内心残留的远古诗意和当下梦境的小小“城市山林”。

20年前URBANUS都市实践成立于世纪之交的纽约,也曾得益于这座大城的滋养。而彼时的纽约仍满载着经济的自信和文化的雄心,闪耀着20世纪“世界之都”(“Capital of the World”)、“万城之城”(“City of the City”) 的光环。在当时特定历史时空下展望正急剧变化的中国城市,基于对20世纪末世界城市文化的思考,都市实践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高密度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合理模式与可持续策略,聚焦新世纪中国城市不断产生的问题,并致力于研究新的城市和建筑学的应对策略。

深圳的“拼叠城市”

不同于北京旧城的水平迷宫和纽约曼哈顿的城市山林这两个基于轴线和网格的理想城市模型,深圳通过城市空间的不断叠加与刷新在山海之间线性伸展,高速制造着大量城市奇观的同时也日益呈现出复杂多元又矛盾丛生的城市现实。从小墟镇开始向着现代化大城市突飞猛进的前20年,深圳选择了基于高效和理性的城市空间生产模式。“自上而下”的规划输入了来自北方前苏联式现代主义水平蔓延的城市结构,加上借自香港的塔楼加裙楼的简单实用的建筑类型,深圳快速生产出了作为全球化标准配置的光鲜亮丽的城市景观。然而仅仅由无数渴望成为地标的单体建筑物迅速聚集而成的城市地区,无法形成连续的城市界面与细腻的空间肌理,这种碎片化、孤岛式的“物体城市”(City of Objects)难以滋养丰富多元的城市生活。深圳的早期发展全然吻合了库哈斯在《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一书中提出的“通属性城市”(Generic City)的类型,也应验了他关于“极致差异性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的预言。

深圳特区虽地处南国,大刀阔斧式的早期发展却全然忽略了其南方本土固有的空间与文化特征。然而在这一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原本稠密混合的生活样态和多元杂糅的南方地域文化依然在城市化大潮的罅隙中倔强生长,通过源自民间“自下而上”的原生、混杂、无序的发展制造出了另类城市化的产物——“都市
村庄”。这些一度被看做是“藏污纳垢”的城中村,一直面临着是否应被现代化城市取代的争论。深圳特区从来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多种力量博弈与平衡的产物,而在当下二次城市化大潮中涌现的另类造城模式和新的建筑类型在未来可能重塑一种多重拼叠的复合城市空间与多元共生的都会生活,进而成就深圳独特的城市样貌和文化个性。

城中造城:建筑作为城市策略

以专注城市问题为实践核心的都市实践于千禧之年来到深圳,并以近20年的在地实践一点一滴地融入和改善这座城市。我们力求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从周遭城市现实中学习、积累本地知识和经验,用每一个设计和研究项目的机会为这座年轻城市不断增加都市空间的密度、都市生活的强度和都市文化的厚度。正是基于全方位的城市介入,都市实践的设计项目从来都是大小兼备、品类庞杂。以下是我从近年来的工作中抽取的一组单体建筑项目,它们的类型、尺度和形式语言各异,但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却一以贯之,每座建筑都从不同视角反映出当我们面对不同城市问题时所做出的特殊建筑学回应。这些项目作为样本被分为四个主题加以呈现,各自独立又前后关联,整个版块构成了一个纸上的微展览。

1.都市迷宫
北京旧城中心的四合院和深圳南头的城中村是一北一南两组改造案例,作为片区城市设计、策略研究与微改造单元的结合,它们都试图以小搏大,在北京旧城保护和深圳城中村改造的不同城市语境下回应了两个城市当下最具紧迫性的城市困境。

2014年,我在深圳深耕十几年后,受故乡之邀参加北京前门东鲜鱼口地区的保护与更新研究。两年后,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改造项目在大城中心残存的一片水平迷宫里建成。近年来北京四合院改造几成时尚,但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微更新的个案,而是研究不同现状条件下的空间策略,更关注这一片区具有普遍意义的改造模式问题。草场横胡同四号院的“都市新杂院”案例关注核心历史保护区内微小四合院的居住空间改造模式以及新的社会生活单元和社区结构的重塑;而銮庆胡同37号院的“都市桃花源”更加关注旧城肌理织补策略与传统人文空间的重建。这些空间策略的核心则是对片区原有四合院基地的尊重和对原居民最大
限度的保留,更希望从根本上保证旧城更新中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同步升级和多元共生。

从2004年起我们开始了对深圳城中村的研究,深入体验了南方都市村庄里特有的密度和迷宫般复杂的肌理,以及附着其中的包容、随性和从容的南方都市生活状况,并长期致力于保护这一凝聚了城市历史、社会保障和南方文化的特殊城市聚落。2016年我们介入南头古城(南头村)的保护研究和更新实践,南头作为历史古城与当代城中村的共生体长期受困于保护与发展的相互掣肘,我们强调尊重历史的原真性和空间文化的层积,为古城量身定制了6项城市再生计划,进而助推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选址于南头古城。以“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为主题的双年展为南头古城再生和城中村改造提供了一次另类实践的契机,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正在成为渐进改善城市空间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一项长期计划。

2. 微型城市
珠三角地区原本有着丰富的生活样态和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而深圳却首先选择了理性的城市空间模式和简单建筑类型的结合以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几十年间不断消除本地区原有的稠密混合的复杂性和南方性。近年来我们尝试通过空间和功能的组织把貌似简单孤立的城市生活片段重新编辑,呈现为一种新的空间叙事,即使是一栋单体建筑,我们也希望在不同尺度上构建微型城市般的复杂空间模式,试图在建筑和城市设计中重现一种基于南方地域和文化特征的新的都市复杂性。在这一主题下,我选择了3个位于不同的城市环境当中的单体建筑,虽然建筑形态、类型各异,而其共同主题则是在一栋单体建筑之内立体安置复合功能,创造复杂性的垂直都市体验。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位于城市边缘的大学城,基地疏朗松弛。新图书馆被塑造成一座镂空的集中体量,如街道般立体贯通,复杂的内部空间成为激发想象的场所,也可以汇聚人群,容纳更多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跻身于杂乱的立交桥环绕之中的雅昌艺术馆是通过创造垂直叠加的内部空间模拟了立体街道和广场的城市空间体验;而隐匿于密集市井之间的中电大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建筑,通过不同功能的叠加与人流、车流、物流的立体编织,它已经成为一台运行在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之中的机器巨构。深业上城LOFT更是把垂直叠加的城市策略推向极致,在巨型购物中心的顶上铺设了立体的街市和居住、商业与文化设施混合的空中聚落。

3. 垂直城市:高楼大厦的城市空间策略
经历40年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当下的深圳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垂直城市。然而高度和天际线并不是摩天楼能给予城市的唯一价值,如果不再拥有建构当代城市空间和重塑城市文化的更大理想,摩天楼仅有的垂直属性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和缺乏想象力。高层办公大楼是当下中国城市无法回避的主要建筑类型之一,作为大型国企总部的中广核大厦坐落于严谨规划的福田中心区最东端,它并不过度强调自身的天际线和地标性,而是展示出不同的城市设计策略,既与周边建成环境敏感呼应,也利用空间体量和对城市空间资源整合的潜力与周边的城市脉络相融合。高层建筑不应是游离于现存城市肌理之外的特立独行之物,而是复杂的城市系统的节点。

4. 叠合城市
深圳由于山海自然地貌限制和生态控制线的自我约束,加上早期粗放的土地规划和使用模式,城市发展已经面临可建设用地枯竭的困境。今日的深圳正进入在建成区剩余小片城市土地上重新整合空间资源和高密度建造阶段,而这一现实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式。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建筑类型,南山区粤海文体中心和福田区群众文化中心是垂直叠合的高密度立体文化建筑。都市实践一直关注未来新的城市建筑类型和城市生活空间,多年来我们对高密度立体城市的研究让空中城市聚落的概念逐渐成形,它们预示着深圳城市建筑发展的新趋势。叠合城市的类型不同于传统的垂直城市,它牢牢锚固在复杂的城市网络系统之上。它也是未来城市交汇的空间、交通和能量系统母板上插接的一块垂直的高度整合的功能模块,仰仗于城市大系统的有力支撑,它通过对巨构结构体系、空中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功能组织模式的突破呈现出一个立体交叠、融合共生的多维生活舞台。

上述案例是从我们近十年来工作中采集的一组标本,展示出我们用建筑作为城市策略干预和介入城市问题的一些着力点。与深圳这座永远处于进行时的年轻城市一起,都市实践也在不断追求更高的实践标准。与同样在这个充满机遇和危机的时代既兴奋又焦虑的国际、国内建筑同行一道,我们在创新的渴望与文化的反思中互相勉励,踯躅前行。